本文为福尔摩斯探案风格的中篇仿作，描述一桪发生在维多利亚时代伦敦的密室谍杀案。门从里面锁上，窗户也从里面扣着，但一声枪响过后，房内的老人已死亡，凶器与凶手却不知所踪。

铜蛇密室案

第一章 雾中女客

在我尚未结婚、同福尔摩斯合住贝克街二二一号乙的那段岁月中，我曾不止一次地注意到，他的头脑在无事可做时，比在最危险的案件中更叫人不安。一个疑团，无论多么阴险，总还给他的精力规定了方向；可是当伦敦的罪恶忽然像一只饱食的兽似的伏卧不动时，他那敏锐而躁动的心智便会反过来折磨它自己。

一八八七年十一月下旬的某一个早晨，我正亲眼看着这种情形。黄色的雾紧贴着窗玻璃，把对面屋宇变成一团模糊的褐影。早餐原封不动地摆在桌上。福尔摩斯穿着那件灰色晨衣，瘦长的身躯蜷在壁炉旁的扶手椅中，两眼却凝视着一缕从瓷碟中升起的白烟。

“华生，”他说，“你看这烟往哪里走？”

我放下报纸。瓷碟里大约是他临时配制的什么药粉，正发出一股不甚愉快的松香气味。烟先笔直上升，随后弯向壁炉，到了书架附近却又分成两股，其中一股竟贴着墙纸向下沉去。

“烟囱在抽气，”我说。

“那只说明了第一股。第二股呢？”

“门缝里有风。”

“门在你身后，而烟向相反方向走。”

我不得不承认自己无话可答。他用长指夹起瓷碟，挪了几处地方，最后把它放在踢脚板旁。那缕烟立刻伏低，钻进一条肉眼几乎看不出的细缝。

“哈德森太太叫人封死了旧的传菜铃管，”他说，“可是泥灰匠只封住了楼下的一端。冷空气从屋顶的裂口灌进去，仍把这根空管当作烟囱。所谓密闭的房间，多半只是观察得不够仔细的房间。”

他用拨火棍搅散药粉，神情十分失望，仿佛这幢房子未能为他提供更深奥的欺骗，是对他的某种怠慢。

“你今天早晨心情很坏。”我说。

“不，华生，我只是活得很坏。三天来没有一件事情需要一个人的脑子。报纸上那桩坎伯韦尔珠宝案是女仆干的；商船经纪人失踪，是为了躲债去了安特卫普；至于克罗伊登的鬼火，假如那位牧师肯看一眼沼气，而不是看《启示录》，就根本不会登上报纸。伦敦有四百万人，今天却没有一个人肯想出一点新鲜的恶行。”

“你这话若被苏格兰场听见，他们会说你在鼓励犯罪。”

“他们若能被鼓励去观察，我倒情愿承担这个罪名。”

就在这时，楼下传来急促的铃声。福尔摩斯的眼睛顿时亮了，可是当哈德森太太的脚步上楼时，他又故意摆出漠不关心的神色。我们的女房东推门进来，说有一位小姐一定要立刻见福尔摩斯先生。

来客约莫二十七八岁，身材修长，穿一件深蓝色旅行外衣，面孔藏在薄纱后面。她才跨进门，便回头向楼梯望了一眼；等门关好，又走到窗边，隔着帘隙俯视街道。她的举动虽很克制，手中那把湿漉漉的伞却抖得十分厉害。

“请坐，”福尔摩斯说，“您把马车停在威格莫尔街是很谨慎的。不过，跟踪您的人并没有跟到那里；他在牛津街转回去了。”

那位小姐猛然掀起面纱。她的脸色本来已经苍白，这时更像失去了全部血色。

“您看见了他？”

“我没有离开过这间屋子。”

“那么您怎么会——”

“您的左肩和帽檐落着细小的水珠，右肩却是干的，说明您在有顶的车厢里一路把右边的帘子掀开，频频向后张望。您的鞋底沾有格罗夫纳广场西侧新铺路面所用的淡红碎石；裙边却没有长途步行应有的污迹，所以您乘车而来。右手手套掌缘有新鲜的黄漆，是在匆忙关上一扇漆色尚新的车门时蹭上的。威格莫尔街今晨只有一排新漆的出租马车在那里候客。至于跟踪者，他若一直跟来，您进门后看的就不会是街道东头，而会是我们的门口。您的恐惧已经减轻了一半，只是自己还不知道。”

女客瞪着他，呼吸渐渐平稳下来。

“我还可以说，”他继续道，“您是一位私人秘书，昨夜几乎没有睡，今晨从主人家而非自己家中出发；您带来了一件未经警方允许而取走的金属物品，并且尚未决定是否把它交给我。”

她一下站了起来。

“先生！您是在指控我吗？”

“我只是在替您节省叙述时间。您右手中指外侧有常年握笔形成的硬茧，食指上有红色公文封蜡；袖口沾着誊写纸的蓝粉。一个普通抄写员不会穿这样好的衣料，一个普通小姐也不会把姓名首字母绣在速记本的皮套上。昨夜没睡，是因为您眼下的阴影还没有被清晨寒气消退。您从主人家来，是因为鞋上的碎石属于格罗夫纳广场，而您的外衣内领却缝着肯辛顿一家裁缝铺的签条。最后，您的右手手套比左手鼓起，接缝又被一个坚硬的圆形物顶得发白。倘若那只是钱币，您不会每隔半分钟按它一次。”

这番话使她的抵抗完全消失了。她坐回椅中，从右手套里取出一个黄铜圆环。它约有一寸半宽，一边带着螺纹，另一边则有几道新鲜的斜擦痕。凹槽里凝着黑绿色的油膏。

福尔摩斯并不立刻接取，只将一张信纸铺在桌上，示意她把东西放下。

“现在，”他说，“请从姓名开始。”

“我叫埃莉诺·肖。三年来，我一直担任埃德蒙·哈考特爵士的私人秘书。”

我记得这个名字。哈考特爵士早年在陆军部机要处任职，后来又主持过几项海外电报工程的审查。他退休以后很少露面，只偶尔给《泰晤士报》写一些措辞严厉的信，抨击政府的浪费。他是一个以端正和不通人情著称的人。

“哈考特爵士昨夜死了，”肖小姐说。

福尔摩斯的长指在膝上合拢起来。

“死在什么地方？”

“他自己的书房。门从里面上了锁，还插着门闩。窗户也都关着。十点半左右，我们听见一声枪响，撞开门以后，却没有找到枪。”

“伤口呢？”

“在太阳穴上。”

“子弹？”

“也没有。”

“谁最先进去？”

“管家梅森、哈考特爵士的侄子巴兹尔先生，还有我。医生随后赶到。雷斯垂德探长半夜以前就封锁了房间。”

“而这个圆环？”

“在爵士右手下面。警察注意力都在尸体和书桌上。我以为它或许是他握在手里的，便在雷斯垂德回来以前捡了起来。”

“您为什么不交给警察？”

“因为爵士在三星期前对我说过一句奇怪的话。他说：‘肖小姐，倘若有一天铜蛇又在这所房子里爬动，别相信第一个听见的声音，也别相信第一个说出时间的人。’我当时以为那只是他的讥讽。昨夜我看见这个东西，便想起了那句话。”

福尔摩斯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但我太熟悉他了，知道那双灰眼睛中突然出现的冷光意味着什么。

“昨夜九点到十点半之间，有谁见过爵士？”

“九点一刻以后，没有人。他吩咐不许打扰，亲自锁上书房门。”

“九点一刻以前呢？”

她的目光低垂了一瞬。

“他独自用过晚餐。”

福尔摩斯伸手拿起桌上的放大镜。

“肖小姐，”他说得很温和，“您冒着被跟踪的危险来找我，却在第一个可以核对的问题上说了谎。这不是一个好的开端。”

她的脸红了，又马上变白。

“我不能——那关系到另一个人的名誉。”

“死人已经没有时间维护他的秘密，活人却往往会因此送命。您可以稍后再决定。不过我先告诉您，昨夜有人在九点前后抓住过您的左腕；您袖口下的青痕刚形成不久。那人同您相熟，您没有报复或求助，而且您现在极力避免说起他。这个人是否也在那所房子里？”

她正要回答，哈德森太太又送来一封电报。福尔摩斯撕开一看，把它递给我。上面写着：

格罗夫纳广场十七号。案情颇怪。如方便请即来。——雷斯垂德

“苏格兰场至少比平日只迟了半个夜晚，”福尔摩斯说。他站起身，把黄铜环包在信纸中，收进衣袋。“华生，带上你的听诊器。肖小姐，您的秘密可以在马车里讲。倘若您还想保全那个人的名誉，最好先帮助我们保全他的性命。”

第二章 格罗夫纳广场

我们在九点钟以前离开了贝克街。雾比先前更浓，煤烟和水汽混成一片污黄的帷幕，街灯即使在近处也只像几块朦胧的橙色斑点。车轮在湿石板上发出空洞的声响，马匹的鼻息则一团团飘过车窗。

肖小姐终于说出了她隐瞒的部分。

哈考特爵士有一个侄子，名叫巴兹尔·哈考特，是他已故弟弟的独子。这个青年受过良好教育，仪表也颇为出众，却在赛马场和纸牌桌上耗尽了自己的收入。叔侄之间素来不和。昨晚八点四十分，巴兹尔忽然来到格罗夫纳广场。肖小姐在走廊里听见两人激烈争吵，后来巴兹尔抓住她的手腕，逼问爵士是否已经修改遗嘱。九点十分左右，他怒气冲冲地离开书房。

“您为什么替他隐瞒？”我问。

她转过脸去看车窗外的雾。

“因为巴兹尔先生虽有许多缺点，却不是杀人犯。何况他离开以后，爵士还活着。我在九点一刻给爵士送过一份信件登记簿。他当着我的面闩上门，并说任何人都不许再来。”

“您和巴兹尔先生订过婚吗？”福尔摩斯问。

这个直截了当的问题令她吃了一惊。

“没有。”

“可是他希望如此？”

“这与案件无关。”

“在案件开始时，什么有关，什么无关，只能由事实而不能由愿望决定。巴兹尔抓住您的手腕，并非为了问遗嘱。他是在问您有没有替他送出某一张纸。”

她惊愕地望着他。

“您怎么知道？”

“因为若只是问一句话，他不会在您右袖内侧留下拇指痕。他抓住的是您护在胸前的左臂，而不是拦路的手。况且您刚才说‘逼问’时看的是自己的手提袋。那张纸还在那里吗？”

肖小姐从袋中取出一张折叠的借据。巴兹尔欠一个叫莫顿的人八百英镑，期限就在当日。背面用铅笔写着：

只要把蓝账簿拿来，债务一笔勾销。

“昨晚他要我把这张纸送给爵士，”她说，“我拒绝了。我不知道蓝账簿是什么。”

福尔摩斯把借据对着车窗微光看了看，又嗅了嗅纸面。

“写背书的人抽土耳其烟，用一支很软的蓝铅笔，而且写字时纸垫在有平行槽纹的金属面上。莫顿是什么人？”

“一个替赌债放款的掮客。”

“也许。不过一个普通掮客不会拿八百英镑换一本不知价值的账簿。”

我们的马车终于停在广场西面一排阴沉的大宅前。十七号是一幢十八世纪式样的灰石房子，门前两根柱子被雾气浸得发黑。路旁堆着修缮排水沟留下的淡红碎石，正同福尔摩斯从肖小姐鞋底看出的完全相同。

雷斯垂德在门厅迎接我们。他那张削瘦而机警的脸显得比平日更憔悴，显然一夜未眠。

“您来得正好，福尔摩斯先生，”他说，“这回我倒想听听您怎样叫一个凶手穿过砖墙。门闩在里面，窗户也在里面扣着。我们把地板、墙板和烟囱都查过了。除非凶手变成了烟，否则我不明白他怎么出去。”

“也许他根本没有进去。”福尔摩斯回答。

“那么他怎样开枪？”

“您已经断定那是枪伤了？”

雷斯垂德皱了皱眉。“创口就是创口。贝尔医生说，只有高速射出的尖锐物能造成那种伤。佣人又听见了枪响。”

“一种现象和一种声音之间，未必存在您所希望的关系。房间还保持原样吗？”

“除了尸体被医生翻动过一次，完全没有变化。肖小姐，”他忽然厉声说道，“我叫您留在楼上。您去过哪里？”

“是我请她来的，”福尔摩斯说，“您若愿意追究她，可以等我们看完房间再说。她带走了一件您漏掉的东西，这也许会使您的责备显得不那么有力。”

雷斯垂德的眼睛立刻眯了起来，但他终于只是摆了摆手，领我们上楼。

书房在二楼后部。门是厚实的桃花心木制成的，锁舌附近已经被斧头劈裂。地上躺着一根折断的黄铜门闩。福尔摩斯先跪下来检查断口，又用放大镜查看门框和门外地毯。

“撞门的是谁？”

“管家梅森和巴兹尔·哈考特。”

“撞了几次？”

“梅森说四次。”

“五次。门框上有五处依次加深的肩痕。第五次门闩才断。两个人确实都在门外；地毯上有两双鞋后蹬留下的绒毛倒伏。至少在破门那一刻，他们不在室内。”

“这我们本来就知道。”

“知道一件正确的事情并不丢脸，探长。只可惜人们往往不肯先证明它。”

他俯身检查锁孔。钥匙仍插在内侧，钥匙柄与门板之间积着一层完整的灰尘。福尔摩斯用镊子碰了碰钥匙周围的一根蛛丝似的纤维。

“没有线穿过锁孔，也没有细钩拨动门闩，”他说，“至少在门关上以后没有。门是真正从里面锁住的。”

雷斯垂德脸上露出一丝近乎胜利的神色，仿佛这项确认反而证明了他的观点。

我们走进书房。那是一个狭长而高大的房间，两扇窗户面对后院，左侧墙上是壁炉，右侧从地面到天花板排满书架。靠里放着一张巨大的平顶书桌，死者就倒在桌旁。

哈考特爵士约有六十五岁，头发灰白，面容瘦削。他侧卧在地毯上，右臂压在身下，左手伸向书桌。深色礼服仍整齐地扣着，唯独硬领已经被医生解开。右侧太阳穴稍前方有一个暗红色创口，周围头发凝结成束。地毯上只有不大的一片血迹，这一点立刻引起了我的注意。

“贝尔医生在哪里？”我问。

“在隔壁休息。”雷斯垂德说，“他坚持尸体不能移动，等验尸官来看。”

福尔摩斯没有走近尸体。他沿着房间四周缓慢移动，先查窗闩。两只旧式月牙扣都合得很紧，积尘没有中断。窗台外是二十多英尺高的光滑墙面，下面一小片湿泥也没有脚印。随后他卷起地毯角，敲击地板，又逐册抽查书架后的墙壁。雷斯垂德抱着胳膊看他，神情越来越不耐烦。

“我们昨夜都做过了。”他说。

“那么您一定能够告诉我，东墙比西墙厚七寸是为什么。”

探长一怔。“烟道？”

“烟道在另一边。也许只是建筑上的不规则。”

福尔摩斯说得漫不经心，可是他在那面墙前停得比别处久。书桌正靠着东墙，桌上方嵌有一块雕花木板，中心是一朵铜制玫瑰。铜面年代久远，已经发暗，唯有花瓣下缘闪着一道很细的新痕。

桌面上散着几封拆开的信、一只墨水瓶、一方吸墨纸和一座小巧的旅行钟。钟的玻璃已经裂了，指针停在九点五十二分。离钟不远有一个打开的小保险匣，钥匙还插在锁中，匣内空无一物。

“这里原来放什么？”福尔摩斯问。

肖小姐走近一步。“一些私人证券、三封旧信，还有一本蓝色摩洛哥皮账簿。昨天下午我替爵士取文件时还看见过。”

“证券和信也不见了？”

“不，它们在这里。”雷斯垂德拉开书桌抽屉，取出一个牛皮纸袋，“只有账簿失踪。”

“保险匣没有撬痕，钥匙又由死者保管。那么他自己取出了账簿。”福尔摩斯说。

“也可能凶手逼他取出。”

“一个在密闭房间里无影无踪的凶手，当然可以做任何事。问题在于，这种解释的价值也和幽灵相等。”

他拿起停走的旅行钟，查看背部。钟壳一角凹了进去，地毯上则有一道与之相合的浅痕。

“钟不是自然停走的，”他说，“死者倒下时撞到了桌脚，钟从桌上跌落。有人把它拾回桌面，却没有上弦。”

“是我，”雷斯垂德说，“我怕被人踩坏。可是九点五十二分不可能是死亡时间。所有人都在十点二十八分听见枪响。”

“所有人都听见了一声响，”福尔摩斯纠正道，“这是目前唯一可以说的事实。”

他忽然抽出自己的银烟盒，点燃一支烟，深吸一口，随后把烟缓缓吹向桌面。雷斯垂德立刻表示不满。

“我已经让任何人都不许吸烟。”

“这支烟比您的两个警员更善于搜查。”

蓝烟在静止的空气中散开。大部分向上升去，一缕却在铜玫瑰附近突然折弯，像被一张无形的嘴吸住似的，贴向花瓣间的缝隙。

福尔摩斯的烟停在唇边。他望着那缕细烟，脸上出现了我极熟悉的、近乎冷酷的专注神情。

“华生，”他说，“我们这间密室开始呼吸了。”

第三章 没有弹丸的伤口

福尔摩斯把椅子拖到墙边，站上去检查那朵铜玫瑰。他没有贸然扳动它，只用一张薄纸逐一贴近花瓣。纸到了右下方时立刻向内凹陷。

“一股极弱但持续的气流，”他说，“不是砖墙的自然裂隙。墙内有一条向下或向远处延伸的空腔。”

雷斯垂德敲了敲木板。“旧通风管。老房子里多得是。”

“通风管会把开口设在书桌后面、离地四英尺九寸的地方吗？会使用车削黄铜螺纹吗？”

福尔摩斯取出肖小姐带来的铜环，隔着手帕把它举到玫瑰前。两者的直径完全相同。铜环上的外螺纹也正同花心凹槽中残留的螺纹吻合。

“这是那朵花的一部分？”我问。

“更准确地说，是藏在花后的某种装置的紧固环。昨夜它被强力旋开或撞脱，落到尸体手边。有人后来把外面的装饰复了位，却没能在门被撞开前取回这个环。”

“可是房里没有人！”雷斯垂德喊道。

福尔摩斯从椅子上下来。

“您仍在坚持凶手必须和死者同处一室。请暂且把这个念头放进抽屉里。现在让华生看看尸体。”

我跪在死者身旁。作为一个医生，我不敢说自己具备最精深的法医经验，但战争医院给我的训练，足以使我分辨枪弹、刺刀和钝器所造成的不同创伤。我先触摸颈部和下颌，又小心拨开太阳穴周围的头发。

“死后至少已有十小时，”我说，“这当然不解决九点五十二和十点二十八之间的争议。创口近圆形，约莫铅笔粗细，边缘向内翻卷。没有火药灼痕，也没有燎焦的头发。”

“远距离射击也不会有。”雷斯垂德说道。

“然而创道不是普通枪弹造成的。”我把一支细探针极轻地送入伤口，“它几乎笔直向内，骨缘整齐得异常。铅弹会变形，会使骨片向深处散裂；这个创口倒更像一个非常坚硬而尖锐的圆锥体，以很高速度刺入。最奇怪的是，探针触不到异物。”

“子弹可能从另一边穿出。”

“没有出口。”

“那么凶器被拔走了，”福尔摩斯说。

“必定如此。伤口深而窄，刺入后又沿原路退出。死亡大概十分迅速。可是——”

我俯得更近，终于看清凝血下面的一道淡灰色痕迹。

“创口上缘有金属擦过留下的颜色。不是铅，颜色太深，或许是磨亮的钢。”

福尔摩斯递给我一只小玻璃片。我取下一点灰色粉末放在上面。他收好玻璃片，接着翻看死者的右手。食指和拇指沾着黑绿色油污，袖口则印着一个不完整的月牙形痕迹，其中夹有亮闪闪的黄铜屑。

“他死前碰过那朵铜花。”雷斯垂德说。

“很可能，”福尔摩斯答道，“但是为什么？那花藏在他桌子后面，平日根本看不见。一个六十五岁的绅士不会在深夜无故趴到桌后拆卸墙饰。”

我又检查了尸体的四肢和眼睛。随后，一个细节使我感到不安。

“福尔摩斯，贝尔医生几点到的？”

“管家说十点三十六分。”

“而他认为死者才死了几分钟？”

“正是。”

“我不会这样判断。房间很暖，尸温并不可靠；不过伤口表面的血已经开始形成干燥的薄膜，眼角膜也比十几分钟内应有的更浑浊。假如要我冒险估计，我会说十点以前就已经死亡。”

雷斯垂德吹了一声口哨。“这对巴兹尔先生可不妙。他承认九点十分还在屋里。”

“也对贝尔医生不妙，”我说，“一个有经验的医生不应把四十分钟误作四分钟。”

福尔摩斯瞥了我一眼。“很好，华生。请把两种可能都保留下来：医生受了骗，或者医生在骗人。过早偏爱一种解释，是推理中最昂贵的习惯。”

他转向壁炉。炉火已经熄灭，煤块下面仍埋着温灰。昨夜显然烧得很旺，这解释了室内异常的暖意。福尔摩斯把一张报纸铺在地上，用火钳逐块移开煤渣。雷斯垂德终于忍不住发出一声叹息。

“如果凶器藏在灰里，我们早筛过了。”

“您筛的是凶器，我找的是声音。”

在炉栅最深处，他夹出一小片卷曲的黄纸，接着是半截焦黑的棉线和一枚指甲盖大小的薄铜片。铜片中间有个被猛力击凹的小坑，边缘附着几粒红褐色蜡状物。最后，他从烟道下方取出一圈细小的钢簧。

“玩具手枪？”我问。

“一种可能。也可能是用来点燃烟囱的引火器，或者仆人烧掉的机械废料。我们还不能让愿望替证据命名。”

他说虽这样说，却把每样东西分别装进了纸袋。

壁炉台上放着一只铜框座钟，仍在准确走动。旁边有两支半燃的蜡烛、一盒普通火柴和一张当晚的节目单。福尔摩斯拿起节目单。那是土木工程师学会在大乔治街举行的一次公开演讲，题目是《城市桥梁中的金属疲劳》，主讲人印作“吉迪恩·鲁克先生”。开始时间为九点四十五分。

“死者昨晚打算去听演讲？”我问。

肖小姐摇头。“爵士已多年不参加晚间集会。节目单是鲁克先生前天下午亲自送来的。”

“他是爵士的朋友？”

“他们相识很久，却谈不上亲近。鲁克先生经营气压机械、保险库和铁路信号设备。他每隔两三个月来一次。近半年里，他们似乎常为钱争吵。”

“昨夜十点二十八分，他在哪里？”雷斯垂德插话道，“在一百多名听众面前回答问题。演讲记录员、学会秘书和三名警察都能证明。假如您想怀疑他，不妨先想想他怎样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

福尔摩斯把节目单放回原处。

“我只想知道哈考特爵士为什么把一个不愿参加的演讲节目放在手边。也许是为了提醒自己朋友有一个极好的不在场证明。”

他又检查书桌。吸墨纸最上面一页被撕掉了，但下面仍留有几道压力形成的凹痕。福尔摩斯把它斜对着窗光，看了很久，随后让我也看。我只能辨出一些断裂的直线、一个大写字母R和数字十二。

“肖小姐，爵士常亲自写信吗？”

“私人信件亲自写。他的字很重，尤其生气的时候。”

“昨夜有人在这张吸墨纸上写过几句话，随后把最上层撕走。纸张不在室内。墨水瓶盖着，笔尖却还湿润，说明写信和死亡相隔不久。”

“凶手把信带走了。”雷斯垂德说。

“或者死者把它送走了。”

福尔摩斯绕到书桌后，再次凝视铜玫瑰。他忽然趴到地上，把脸贴近墙脚。几秒钟后，他用指尖从地毯与踢脚板之间拈出一条极细的红色纤维。那不是地毯绒毛，而像涂蜡的棉线。离它不远，还有三颗黑亮的小粒。

他把其中一颗放在舌尖，立即吐到手帕里。

“石墨、动物油脂，还有少量红铅。”

“机器润滑膏？”我说。

“而且是一种相当特别的机器润滑膏。普通钟表匠不会加红铅；但需要保持气密的金属接合处却常这样做。铜环凹槽里也是同一种东西。”

雷斯垂德看了看墙，又看了看紧闭的窗户。

“您是说墙后有人用机器杀了他？”

“我说的是，墙后有一条抹过气密油膏的管道；死者在死亡前拆开或开启了它；保险匣里的一本账簿失踪；室内的时钟停在九点五十二分；三十六分钟后，壁炉方向传出一声被大家当作枪响的爆音。这些事实也许会组成一个答案，也许只是几个互不相干的巧合。”

“您从来不相信巧合。”我说。

“相反，我很相信。大自然每天都在大量制造巧合。只有当一个巧合恰好替某个人提供不在场证明时，我才对它失去信心。”

门外传来脚步，一个矮胖、蓄着花白颊须的男子走进来。他手提药箱，眼神疲惫而戒备。

“这位是西拉斯·贝尔医生，”雷斯垂德介绍说，“哈考特家的医生。”

贝尔医生向我点头，随后不悦地望向被翻动的炉灰。

“我希望诸位没有破坏现场。死者的侄子正在楼下大发雷霆，还有鲁克先生也刚刚赶到。他们都要求知道尸体何时可以移走。”

福尔摩斯站直身子，拍掉膝上的灰。

“很好，”他说，“一位继承人、一位判断错死亡时间的医生，以及一位拥有完美不在场证明的机械师。我们不必出去寻找嫌疑人，他们倒很体贴地自己上门了。”

第四章 四种谎言

我们先在隔壁一间小会客室里询问贝尔医生。此人坐下以后，双膝紧紧夹住药箱，仿佛那只黑色箱子不只是他的职业标志，也是抵御我们问题的盾牌。

“十点三十六分，”他说，“我接到仆人传话，五分钟内就赶到了。死者身体尚暖，四肢松弛，创口也像刚刚流过血。我认为死亡发生在听见枪响的时刻，这有什么不合情理？”

“您在看见尸体以前，是否已经听说十点二十八分有一声枪响？”我问。

“全屋的人都在喊这件事。”

“那么您的判断可能先受了这个时间的影响。炉火烧得很旺，室温足以延缓尸体冷却；伤口却比十分钟内应有的更干燥。”

他颊须下的皮肤涨红了。

“医生之间尽可以有意见分歧，华生医生。可是我认识哈考特爵士十二年。他的心脏肥大，循环不佳，这也会使死后变化不同寻常。”

“您最后一次为他检查是什么时候？”福尔摩斯问。

“昨天下午六点。”

“为什么？”

“例行诊察。”

“一个每星期三上午诊察的病人，为什么在星期一傍晚临时召您？”

贝尔医生的手指在药箱提手上骤然收紧。

“他有些心悸。”

“可您离开时忘了带走帽盒里的这张纸。”

福尔摩斯把手伸进衣袋，取出的却正是先前那个牛皮纸袋中夹着的一张折纸。我根本没有注意他何时拿到了它。贝尔医生只看一眼，便像泄了气似的垂下肩膀。

那是一张两千英镑的借据，债务人是西拉斯·贝尔，债权人则是埃德蒙·哈考特。

“他昨天叫我来，不是看病，”医生低声说，“是催债。我替弟弟的诊所作保，结果他破了产。哈考特说，如果月底不能归还，就要告到医学会去。他喜欢在人最难堪的时候显示自己的正直。”

“您离开时同他争吵了吗？”

“争吵过。然而我六点二十分就走了，门房可以作证。夜里叫我的仆人也看见我从自己家出来。我隐瞒债务，只因为不愿让它传遍伦敦。”

福尔摩斯把借据折好。“您对于死期的错误可以由偏见解释，债务则可以解释您为何不愿承认偏见。这两件事加在一起很难看，却未必等于谋杀。”

贝尔医生离开时，我注意到福尔摩斯并未显出完全满意的神色。

“你仍怀疑他？”我问。

“我怀疑一切被及时发现的谎话。太容易解释的秘密，有时只是遮住另一个秘密的幕布。不过目前他从我们的问题中得到的痛苦多于凶手应有的警惕。”

下一个进来的是巴兹尔·哈考特。他约三十岁，身材挺拔，留着修剪考究的小胡子。尽管一夜未眠，他的衣领、领带和靴子仍无一处不合时宜。只有眼白上的血丝和不断扭动的手指泄露了他的紧张。

“我已经把一切告诉警察了，”他开口便说，“八点四十分我来见叔父，九点十分离开。十点二十五分左右，我返回这里取一封信，刚到门厅便听见枪响。梅森和肖小姐也听见了。我们跑上楼，撞开房门，发现叔父已经死了。”

“您为什么回来？”

“我把一封私人信落在楼下衣帽间。”

“什么信？”

“这不关您的事。”

“那么我们谈有关的事。您昨夜要求叔父交给您八百英镑。”

巴兹尔瞪了肖小姐一眼。“我有一笔暂时的债务。叔父完全有能力帮我，却宁肯拿道德训诫来凌辱我。”

“他拒绝以后，您从书桌左边第二个抽屉里取走了两张一百英镑的银行券。”

青年猛地站起。“这是污蔑！”

福尔摩斯指了指他的右袖口。“哈考特爵士桌上的墨水瓶有一道细裂，墨水沿瓶底渗出，在抽屉黄铜拉手下面形成一小片蓝黑色污渍。您的袖口有同色的横痕。您若只是站在桌前争吵，袖子不会擦过低处的拉手。更有意思的是，抽屉内昨夜撒过治蠹虫的白色硅藻粉；您的右手小指指甲里还有一点。您伸手进去过。”

巴兹尔的傲气像被针刺破了。他重新坐下，把脸埋进双手。

“叔父转身到壁炉旁时，我拿了钱。我本想今天赛后还回去。那两张钞票仍在我身上。”

他把钱交给雷斯垂德，号码果然同肖小姐在账册中登记的相符。

“蓝账簿呢？”福尔摩斯问。

“我不知道。莫顿说那东西能抵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把借据给肖小姐，只希望她替我问一问。”

“九点十分以后，您去了哪里？”

“先去圣詹姆斯街的俱乐部，十点左右离开；后来想起那张借据可能落在衣帽间，才回来寻找。”

“从俱乐部到这里，您坐的几号马车？”

“我没有看号码。”

“车夫的模样？”

“天色太暗。”

“车费多少？”

“一先令。”

福尔摩斯摇了摇头。“雾中从圣詹姆斯街到格罗夫纳广场，车夫不会只收一先令。您的漆皮靴面有新鲜的马厩木屑，裤脚内侧沾着麦秆。您不在俱乐部，而在伯克利街一家私人赌房的后院。您不愿说出车夫，是因为根本没有车；您从那里步行回来。可是湿路走一英里，靴底为何仍这样干净？”

巴兹尔沉默片刻，苦笑起来。

“您真是一个叫人讨厌的人，福尔摩斯先生。我从赌房的后门出来，坐莫顿的私人马车回来。他在车上逼我再去找账簿。我们九点五十五分从伯克利街出发，雾太大，十点二十五分才到广场。我不肯说，是因为莫顿那地方若被警察查封，会有不少体面人恨我一辈子。”

“莫顿和车夫都能证明这个时间？”

“能。”

福尔摩斯看了雷斯垂德一眼。“请派人核实。若属实，九点五十二分的停钟反而替巴兹尔先生作证。若不属实，他的谎话就比偷走两百英镑严重得多。”

巴兹尔被带出去后，福尔摩斯独自在窗边站了片刻。

“一个赌徒、一个窃贼、一个说谎者，”雷斯垂德说，“您还要怎样的凶手？”

“还要一个能在锁闭的书房里杀人并带走账簿的凶手。”

吉迪恩·鲁克的出现使房间仿佛突然变小了。他身材魁梧，宽阔的肩膀撑满黑色大衣，头发和短须都像铁屑一样灰。他的左手食指缺了最上一节，据说是年轻时在机器事故中失去的。那双淡蓝眼睛并不凶狠，却有一种习惯于衡量压力、距离和承重的冷静。

“这是一场可怕的不幸，”他说，“埃德蒙虽不是容易相处的人，毕竟是我四十年的旧识。探长说您发现了某种旧管道。”

“您对这所房子的管道很熟悉？”福尔摩斯问。

“年轻时做过这里的改造。那是六十年代的一项气压送信试验，从书房通到附近的机要办公室。工程没有成功，线路在一八七二年填死了。”

“用什么填的？”

“波特兰水泥。”

“从哪一端灌注？”

“自然是泵房端。”

“这枚东西您认识吗？”

福尔摩斯隔着纸把黄铜环摆到桌上。鲁克只瞥一眼。

“旧式传信口的压紧环。伦敦的废品铺里可以找到一百个。”

“您说线路已被水泥填死，墙内却仍有气流。压紧环上的油膏也很新鲜。”

鲁克粗大的右手在椅臂上轻敲两下。“那么后来有人重新开通过。我最后一次检查是十五年前，不能为今天负责。”

“哈考特爵士近半年向您索取钱款吗？”

“我们有共同投资。他性情多疑，账目上难免争执。”

“蓝色摩洛哥皮账簿记的是什么？”

敲击声停了。

“我从未见过这样一本账簿。”

“奇怪。昨夜有人愿出八百英镑请巴兹尔先生把它拿出来。”

“伦敦每天都有傻瓜花钱买废纸，这与我何干？”

福尔摩斯忽然俯身，似乎替鲁克拾起掉在地上的手套，随即把它递还给他。

“您的工厂仍使用石墨、牛脂和红铅混合的密封膏吗？”

那双淡蓝眼睛第一次显出锋芒。

“很多机械厂都使用。”

“可是比例未必都一样。”

“您可以向我的工头询问。我昨夜九点二十分离开工厂，九点四十分到达土木工程师学会。秘书在门口接我。九点四十五分演讲开始，直到十点四十分我一直在台上。倘若警察认为我能从讲台上把一颗子弹射进格罗夫纳广场，他们尽可逮捕我。”

他说完便起身告辞。经过我身旁时，我闻见他大衣袖口有一股淡淡的机油和苦杏仁皂气味。福尔摩斯目送他出门，随即摊开刚才拾手套时压在掌心的一小片白纸。纸上留下了一枚黑色指印。

“您偷取他的指纹？”雷斯垂德问。

“我取的是他手套接缝里的油膏。至于指纹，探长，除非我们先找到凶器，否则它印得再清楚也只是一个人的手指。”

肖小姐最后被叫进来。她承认自己不但知道巴兹尔的赌债，也知道哈考特爵士近来收到过匿名恐吓信。她没有保存信件，因为爵士每次读完便亲自烧掉。信封上没有邮戳，像是由某种私人递送方式送来的。

“您还隐瞒了什么？”福尔摩斯问。

“没有了。”

“昨夜九点一刻，您给爵士送登记簿时，书桌后的铜花是关闭还是打开的？”

她怔住了。“我没有注意。”

“您注意到了。因为爵士当时正站在桌后，手里拿着一只短短的黄铜圆筒。您以为那是雪茄盒。”

肖小姐的嘴唇微微张开。

“我确实看见了一个圆筒。我没说，是因为方才才想起来。”

“不，您没说，是因为爵士看见您进来时把它迅速藏在身后，并严厉命令您出去。您怕承认主人长期使用一条秘密通道，会使警察怀疑您也参与他的秘密。四个人，四种谎言：债务、盗窃、旧工程和黄铜圆筒。谎言本身不会杀人，可它们在真相周围筑起了一堵比砖墙还厚的墙。”

我们离开格罗夫纳广场时，福尔摩斯回头望了一眼二楼紧闭的窗户。

“死者亲自锁门，亲自打开墙内装置，亲自从保险匣取出账簿，”他说，“凶手没有逼迫他，因为凶手不在房内。华生，我们要找的不是进入密室的路，而是使哈考特自愿服从的语言。”

第五章 地底的旧线

当天中午，贝克街的起居室已经变成一间临时档案室。肖小姐留下的借据、从炉灰中取出的铜片和钢簧、鲁克手套上的油膏样本，以及我从创口中取得的灰色金属屑，都分装在碟子里。福尔摩斯把旅行钟的九点五十二分写在纸片上，又在旁边写了十点二十八分，中间画了一道粗线。

“三十六分钟，”他说，“若这段时间是凶手凭空制造出来的，那么他制造的不只是一个声音，而是一个死亡时刻。”

我取过一张纸，写下当时似乎仍有可能的各种解释。第一，哈考特自杀后有人取走武器；第二，凶手藏在书房，待破门时混入人群；第三，门闩由细线或磁石从外操纵；第四，凶器由窗户、烟囱或墙缝射入；第五，伤口只是伪装，真正死因是毒药。福尔摩斯看完，把纸平放在桌面，并没有像我预料的那样嘲笑。

“这是一种有用的办法，华生。列出解释，然后叫事实去杀死它们，比先爱上一个解释再替它寻找事实强得多。我们逐项来看。”

他在“自杀”旁画了一道线。

“若是自杀，必须有一件长而尖的钢器刺入头骨后自动离开手边、离开地毯，并穿过锁闭的门窗。房内没有这种机械，死者双手也没有握持强力刺击工具应有的伤痕。排除。”

第二项下面，他写道：“空间。”

“书柜底、窗帘后、烟囱、地板夹层都已检查。一个成年人若藏在房内，必须等众人撞门时出来；可是门外地毯记录了最初进入的三个人，管家、巴兹尔和肖小姐彼此都认识。警察到来前没有陌生人离开。若把熟人算作潜藏者，仍解释不了他在众目下带走武器。”

“细线拨门闩呢？”

“锁孔积尘、门缝和闩杆上的断面都反对它。闩杆是撞门时向内弯断，不是预先锯开；钥匙旁那根松散纤维也完整无拉扯。磁石只能吸引铁，门闩却是黄铜。第三项排除。”

“窗外射入？”

“创道近于水平，窗户却在尸体左后方。若从那里射击，必须先穿过玻璃；玻璃无孔，窗扣积尘又未动。烟囱方向同样不合，炉内也没有能转弯射击的装置。墙缝尚未排除，因为铜花背后确有空腔。”

“毒药最难否定。”

“不错。伤口可能是在死后造成，用来误导死因。不过你检查瞳孔、口腔和皮肤，没有发现常见毒物迹象；大量出血渗入创道，也证明心脏在受刺时仍跳动。验尸官会继续检验。在结果出来前，我们保留毒药，却不让它解释已经能够由创伤解释的死亡。”

他把纸折成五格，前三格画叉，第五格画问号，只在“穿墙机械”下留了一条直线。

“请注意，我们不是因为气压管巧妙才选择它，而是因为其他路线逐一撞上事实。巧妙从来不是证据；有时反而是警告。”

“贝尔医生帮了他的忙。”

“无意中帮了。人一旦先听见结论，眼睛便只寻找支持结论的证据。全屋的人先喊‘枪响’，医生于是看见一具刚被枪杀的尸体。他没有测量，只确认了大家已经相信的事情。”

“可鲁克从九点四十分起就在学会。”

“这正是最有趣之处。若九点五十二是正确时间，他仍有不在场证明；若十点二十八是正确时间，他的不在场证明则完美得足以登报。凶手何必把良好的防线修成堡垒？有两个答案：其一，他极端谨慎；其二，九点五十二还不是全部真相。”

“也许那只钟早已停了。”

“钟壳的撞痕、地毯的压痕和死者倒下的位置彼此吻合。要否定它，必须假定有人事先把一只停在恰当时刻的钟摔坏，再把尸体恰好摆到旁边。一个解释需要的巧合越多，它就越接近承认失败。”

下午一点，雷斯垂德派人送来消息。巴兹尔确在伯克利街赌房待到九点五十五分，莫顿和车夫都能证明；载他的马车因雾阻滞，十点二十四分才到广场。贝尔医生也有门房和女佣作证，十点二十九分以前一直在自己家中。

“于是继承人和医生都不能在九点五十二分行凶，”我说。

“他们不能亲手行凶。千万不要在证据上多加一个词。”

他拿起帽子。“我们去邮政总局。”

圣马丁勒格朗那座庞大建筑里的档案室，既阴冷又满是尘埃。一个名叫纳撒尼尔·多德的老职员接待了我们。他戴一副厚镜片眼镜，起先对福尔摩斯的问题颇不耐烦；可是当福尔摩斯说出一八六六年西区气压传信试验的几个技术名词时，老人的态度立刻改变了。

“现在的年轻人只知道电报，”多德说，一边领我们穿过一排排铁柜，“他们不知道，当年我们曾梦想把整个伦敦装进管子里。纸卷塞进圆筒，靠压缩空气推送，几分钟就能穿过半个城市。尤斯顿、霍尔本和总局之间都铺过线路。还有几条没有公开的试验支线，替政府部门传递密件。”

他从柜底拖出一卷发黄的工程图。图纸右下角印着“西区气压递送联合公司，一八六六年”。粗黑线从旧陆军部附近向西延伸，在几个机要办公室之间分叉，其中一条正通往格罗夫纳广场十七号。线路继续向北，在牛津街后方一个标作“红狮院动力站”的地方汇入主泵。

“设计人是谁？”福尔摩斯问。

多德指着两个签名。一个是总工程师阿奇博尔德·维恩，另一个较年轻、笔画有力的名字，正是吉迪恩·鲁克。验收官一栏则签着埃德蒙·哈考特。

“他们两人从那时就认识。”我说。

“不仅认识，”多德道，“鲁克那时还是个穷学徒，哈考特却极力保举他。后来公司倒闭，鲁克买下机器，靠气压保险门发了财。哈考特也因监督工程得过勋章。”

“这条支线何时拆除？”

老人又翻出一份结项记录。“一八七二年。这里写着：格罗夫纳支线全管灌注水泥，动力站封闭，地面产权归还原业主。验收人仍是哈考特，施工承包人是鲁克。”

“有没有拆除后的检查？”

“没有必要。两人都签了字。”

福尔摩斯把图纸举向灯光。纸面某处有一道较新的铅笔圈，圈住了“红狮院”三个字。

“近年有人调阅过这张图吗？”

多德取出登记簿，镜片后的眼睛眨了几下。

“上个月十二日，鲁克机械公司的工头乔纳斯·派克。他说公司要检查旧管对新下水道的影响，有市政工程署的介绍信。”

“那封介绍信呢？”

“按规矩附在申请后面。”

文件上的签名潦草得近乎不识，但福尔摩斯只看一眼便道：“伪造的。市政工程署的工程师使用蓝黑墨水，这封信却用鲁克公司账房常用的紫墨水。更要紧的是，公章中的王冠少了一颗珠子。伪造者从报纸广告上摹下图样，不知道真正的钢印去年已经更换。”

“您连市政工程署的墨水也研究？”多德惊奇地问。

“我研究需要研究的东西。上个月恰好有一宗伪造排污许可证的案子。”

他抄下图纸尺寸，又问到旧式传信筒的口径。多德告诉他，格罗夫纳支线内径一寸半，使用包有皮圈的黄铜载筒；动力站的复动泵既能加压，也能抽气。线路废弃以后，地面建筑改作仓库，地下泵室因产权纠纷一直封闭。

“一寸半，”福尔摩斯重复道，“同铜环完全相合。”

离开总局时，他在电报柜台写了两份短讯。一份给雷斯垂德，叫他暗中调查乔纳斯·派克；另一份则发往贝克街，收报人只写“威金斯”。

“你叫那群孩子做什么？”我问。

“去数鲁克工厂的门。苏格兰场的人一守在门口，连盲人也看得出警方在监视。一个卖报童倚着墙打哈欠，却是伦敦街景的一部分。”

“你已经认定鲁克是凶手？”

“不。我只认定他在一件可以由旧图纸证伪的事情上说了谎。线路若真被水泥灌满，就不会有空气流动；派克也不必在一个月前伪造公文查图。可是知道一条管道存在，与用它杀人是两回事。今晚我们要看看一寸半的风能做些什么。”

第六章 一寸半的风

哈德森太太对于我们那晚的实验始终抱有严重成见。她先是反对福尔摩斯把六英尺长的黄铜管架在餐桌上，后来又发现我从肉铺带回一只羊头，终于宣布贝克街的体面已经到了无可挽救的地步。

“只要别炸坏天花板，太太，”福尔摩斯对她说，“其余损失都可以从我的酬金里扣。”

“上次您也这样说，先生。可是硫酸烧掉的地毯，至今没有一个委托人肯赔。”

她退下以后，我忍不住笑了。福尔摩斯却全心投入工作。他从旧仪器商处找来一只手压气泵和小型储气罐，又请白铁匠依照铜环尺寸车了两只圆筒。每只筒外都装有涂油皮圈，恰能在管中滑动。

“气压传信的原则极简单，”他说，“管前压力大于管后，载筒便前进；反过来抽气，载筒便回去。困难在于长距离保持气密，以及控制终点的撞击。鲁克的财富恰好建立在解决这两个困难之上。”

他把一小卷纸塞进第一只载筒，旋紧盖子，将它推入管口。随后压动气泵。压力表指针缓缓上升；他一扳阀门，只听“嘘”的一声，载筒便从另一端冲出，撞进我放好的软垫里。

“若线路有二百码长，自然需要更大的储气罐，”他说，“可是旧动力站已有固定泵和铸铁气柜。只要把一段本该填死的支线重新接通，纸卷、钥匙，甚至一本小账簿都可以在一分钟内离开密室。”

“所以死者把账簿装进筒里送走。”

“这是目前最经济的解释。他为什么服从，尚待查明。”

第二只载筒比第一只复杂。福尔摩斯在筒鼻装了一根可以前后滑动的钢杆。钢杆平时缩在筒内，筒体撞上终点挡圈时，惯性却会使钢杆从中心孔猛然探出三寸。它不是一枚离开装置的飞弹，而像屠宰场里击昏牲畜所用的撞针；载筒被抽回时，钢杆也随之消失。

我们在管口外竖起一块覆盖厚毡的薄牛骨，后面再放一大团硬蜡。福尔摩斯把气压加到预定刻度。

“站到侧面，华生。”

阀门打开，铜管发出一声低沉的咳嗽。载筒猛击终点，钢杆穿透牛骨，深深扎进硬蜡，又被反弹的弹簧收回。整套动作快得肉眼只看见一道灰光。

我取下牛骨检查。孔洞圆而整齐，边缘向内折裂，硬蜡中的创道又深又窄，同哈考特爵士的伤口极为相似。钢杆尖端则留下了一层细灰色金属粉。

“这足以致命，”我说，“若死者的太阳穴离管口只有几寸，钢杆会刺入脑部，随后沿原路退出。尸体中自然找不到弹丸。”

“而且没有火药、没有枪声，也不需要凶手在房内。”

“可是死者为什么把头凑近管口？”

福尔摩斯拿起第一只载筒，旋开盖子，从中抽出一张他事先写好的纸条：

把账簿放入筒内。送回之后不要离开。下一筒带来你的收据和原始电文。若听见两声轻响，打开护盖检查卡簧。

“恐惧和贪婪都能叫一个人服从，”他说，“哈考特亲自锁门，是因为交易必须秘密；他取出账簿，是为了换取某件对他更重要的东西；他拆开铜花并俯身察看，是因为纸条告诉他机械卡住了。凶手没有强迫他，只利用了他相信自己正在控制交易的错觉。”

“铜环为什么会脱落？”

“撞针载筒冲击终点时，压紧环没有旋牢。它被震脱，落到死者手边。凶手抽回载筒后，管口仍未完全闭合，于是书房中留下微弱吸力。铜屑、石墨油和黄铜月牙痕，也都由这次撞击产生。”

“这证明手法可行，”我说，“但不能证明鲁克用了它。”

福尔摩斯露出赞许的神色。“正是。能够解释，并不等于已经证明。一个美丽的理论最容易诱使侦探替它伪造确信。我们还须证明格罗夫纳的管道确实通到红狮院，证明那里的机器在昨夜运转，证明撞针来自某一工场，并找回送走的账簿。”

他又换上三种厚度不同的皮圈，逐次降低气压。压力不足时，载筒停在管子中段；皮圈太松时，空气从两侧泄漏，只发出一声无害的叹息；只有皮圈涂过密封膏并达到一定压力，撞针才足以穿透牛骨。最后一次，他故意把终点压环旋松半周。载筒撞上时，黄铜环果然弹落，在桌面留下与现场近似的斜擦痕。

“这还告诉我们三件事，”他说，“凶手不是偶然找到旧管便临时起意；他必须知道线路漏损、载筒重量和所需压力。第二，他在另一端有压力表，否则不能保证致命而又不炸裂护盖。第三，第一击后管口失去气密，所以凶手无法再把掉落的铜环吸回。现场遗留物不是疏忽，而是机械超过安全限度的必然后果。”

“也就是说，工头比普通人更可能做到。”

“更可能，不等于只有他能做到。鲁克本人、旧线工人或得到计算表的人都可以。我们必须继续区分技术资格和实际行为。”

他把目光转向壁炉旁另一套小装置。那是一只由钢簧、铜帽和棉线组成的简单击发器。棉线浸过某种缓慢燃烧的药液，一端已烧成同现场相似的红褐色硬渣。

“现在是第二个时间。”

他点燃线头，把一只怀表放在旁边。火星极缓慢地沿线爬行，肉眼几乎看不出。三十多分钟后，它烧断一根绷紧的细线。钢簧立即弹下，击中一枚空包底火。房间里响起清脆的爆音，哈德森太太在楼下发出一声愤怒的叫喊。

“三十四分四十秒，”我说。

“现场棉线较长，又受烟道热气影响，三十六分钟完全合理。装置藏在炉栅深处，爆音沿烟囱和壁炉口放大，足以让整幢房子以为书房里开了一枪。等人撞开门，棉线和纸壳已大半烧毁，只剩铜帽、钢簧和红蜡。”

“是谁把它放进去的？”

“上星期，鲁克公司派人来检修书房的防盗铃。管家记录的工人叫乔纳斯·派克。”

福尔摩斯从一叠便笺中抽出雷斯垂德刚送到的调查结果。派克四十五岁，曾因伤人服刑两年，后来在鲁克工厂做了十八年领班。他精通气泵和地下管线。昨夜九点到十一点，他声称独自在工厂盘点，没有任何证人。

“那么派克操纵机器，鲁克在台上演讲。”我说。

“这是一种解释。但别忘记，凶手精心制造十点二十八分，目的就是让我们只看见鲁克在讲台上的身影。派克或许是手，鲁克或许是头；也可能有人故意把鲁克的旧工程、鲁克的油膏和鲁克的工头排列在我们面前。证据若过分齐整，也会像一间收拾得过分干净的房间一样可疑。”

楼梯上传来三短一长的敲门声。福尔摩斯立刻打开门。威金斯站在外面，帽子歪戴着，脸上挂着街童特有的机警神情。

“先生，”他说，“鲁克厂有四个门，白天走人的三个，夜里走人的一个。那个缺了半只耳朵的大个子，刚从夜门把两只铁箱送上一辆没有字号的货车。车往霍尔本方向去了。”

“做得好。叫辛普森盯货车，卡特盯大个子。谁也别靠近红狮院，只记下进去和出来的人。”福尔摩斯给了他几枚硬币，又补充道，“如果看见乔纳斯·派克，不要逞英雄。他不是会因为对手年纪小就放轻手的人。”

威金斯点头离去。福尔摩斯走进卧室，几分钟后拿着一套油污斑斑的工装出来。

“你要去哪里？”我问。

“一个机械师认得侦探，却未必认得一个失业的老钳工。明早鲁克先生会收到一位求职者。华生，你若愿意，可以扮作这位老钳工专爱多嘴的房东。”

“为什么我总是那个多嘴的人？”

“因为沉默需要长期训练，我的好朋友。你的诚实写在脸上，乔装无法遮掉；不过诚实若配上一条旧围巾和几句抱怨，常会被误认作愚钝。”

我本该为这句话生气，却终于同他一起笑了。桌上的铜管仍横在灯下，内壁发出暗红的反光。我望着它，第一次真正感觉到，那条沉睡在伦敦地底十五年的旧线，仿佛已经从砖土间抬起头来。

第七章 鲁克工厂的老钳工

次日早晨，我在镜子里几乎认不出自己。福尔摩斯用灰色假髭、淡黄色眼镜和一件尺寸过大的旧大衣，把我变成了一个来自萨里郡的乡下医生。他自己则更为惊人：一顶油腻的呢帽压住杂乱白发，面颊添了两块风霜造成的红斑，嘴唇向内收起，背脊也仿佛缩短了几寸。只有当那双机敏的眼睛偶尔从蓬乱眉毛下射出光来时，我才认得这位佝偻的老钳工就是我的朋友。

“你叫沃克医生，”他嘱咐我，“要替一家小型疗养院购买气压升降机。我叫以法莲·霍尔特，是你从前雇用的修理工。你只需表现出一个医生对于价格的无知，以及对于机械的过度信任。”

“后一点大概不难。”

“倘若派克出现，让我说话。昨夜他能对一个旧工程图撒谎，今天也会对一张陌生面孔撒谎；问题只在于，他的双手是否和嘴一样谨慎。”

鲁克机械厂坐落在兰贝斯河岸一带，几幢黑砖厂房环抱着一座高烟囱。我们穿过大门时，蒸汽锤的震响使地面都在颤动。天车拖着铸件从头顶滑过，车床削下的黄铜屑像金色刨花一样堆在工人脚边。空气中混杂着煤烟、热油和酸洗金属的气味。

接待员听说我要购买升降设备，立刻把我们领到样品车间。那里陈列着医院送物筒、银行传票管和几台小型气泵。一个肩膀异常宽阔的男人正俯身拆卸阀门。他的右耳只剩下半片，后脑一道白色伤疤一直没入衣领。

“派克先生，”接待员喊道，“这位医生想看二号静音泵。”

乔纳斯·派克直起身。他的脸宽而平，鼻梁像被拳头打断过，眼睛却细小而锐利。他先看我，随后把目光长久停在福尔摩斯的双手上。

“医生用泵做什么？”他问。

我按照预先商定的说辞，解释说疗养院楼梯狭窄，需要把药品和膳食由管道送到上层。派克冷笑一声。

“乡下人总以为空气不要钱。管道漏一处，煤钱就够雇两个仆人。你的老头懂密封吗？”

福尔摩斯咧开嘴，露出两颗染黄的假牙。“给我一块牛皮、一罐红铅，再漏的铁管也能叫它闭嘴。只是贵厂这接缝抹得太厚，冷天一缩，准会吃掉半个压头。”

派克的轻蔑略微收敛。他拧开泵盖，指给我们看双层皮碗和回流阀。福尔摩斯故意把一只扳手掉在地上，弯腰拾取时，袖口擦过机器底座。等他起身，那块预先藏在掌中的白布已经沾上一道黑绿色油痕。

“不是普通红铅，”他嘟囔道，“还加了石墨和鲸油。老配方，贵得很。”

“加的是牛脂。”派克说，“鲸油遇热太稀。石墨七份，红铅一份半，牛脂四份。这是鲁克先生的配方，别人调不好。”

他的话一出口，自己便警觉地闭了嘴。我低头假装研究价目表，心中却已经明白：这正是福尔摩斯希望他亲口承认的事实。

样品车间后面有一排编号的活动储气罐。三号、五号和六号都在木架上，四号的位置却空着，架边的登记牌写着：

四号，高压，十月十二日送红狮院检修。

福尔摩斯装作老眼昏花，几乎把脸贴到牌上。

“红狮院的旧站还没拆？”

派克猛然挡在他面前。“那不是你该问的。”

“我年轻时替西区线铆过管子，”福尔摩斯含糊地说，“维恩老先生手下。听说格罗夫纳那一支早灌了水泥。”

派克一把抓住他的手腕。那只手的力量大得惊人，指关节像铁螺母一样突起。

“维恩手下哪个班？”

“第三班，老比尔·凯恩领工。”

“第三班领工姓马洛，不姓凯恩。”

我心中一紧。福尔摩斯却只是咯咯笑起来。

“那是尤斯顿线。西区夜班归凯恩。你那时大概还在给母亲擦靴子呢。”

派克盯着他，手上的力量慢慢放松。后来我们从旧记录中得知，福尔摩斯所说完全正确；他显然在昨夜已经把工程名册也记在脑中。

就在这时，厂房另一端传来一阵脚步。吉迪恩·鲁克在两个职员陪同下走进来。乔装后的我虽有自信，仍本能地侧过脸去。他在格罗夫纳广场只见过我片刻，此刻似乎没有认出，只向派克问起一批铁路制动器。

一个穿格子裤、戴高礼帽的小个子从办公室追出来，手里拿着一叠借据。

“鲁克先生，哈考特家的小子已经签了延期，”他说，“不过那本东西没有拿到。我的八百镑——”

鲁克一道目光使他闭了嘴。

我认出他正是巴兹尔所说的放债人莫顿。他夹在耳后的铅笔十分柔软，笔杆漆成蓝色。办公室桌上垫着一块带平行槽纹的金属板。巴兹尔借据背面的字迹为何带有细沟压痕，至此已有了答案。

“两位来做什么？”鲁克问。

我说明来意。他听得礼貌而冷淡，随后报出一个高得惊人的价格，显然希望我们立刻离开。福尔摩斯却凑到一台旧传信机前，像一个手痒的工匠似的拨弄阀柄。

“别碰！”派克喝道。

阀门忽然喷出一股白气。工人们纷纷回头，鲁克也跨前一步。就在这阵混乱中，福尔摩斯的手迅速探进机器后方，抽出一小截卡在回流口的红色蜡线，又若无其事地把阀门旋紧。

“老糊涂！”我依照角色怒骂道，“我带你来帮忙，不是来毁机器的。”

“这不是升降机，”福尔摩斯嘟囔，“这是传信泵，阀向都反着。”

鲁克的目光像刀刃一样掠过他的脸。

“你在哪里见过这种型号？”

“哪里没见过？四号泵、复动活塞、红蜡保险线。二十年前伦敦地底全是这种老骨头。”

有一个瞬间，我以为鲁克认出了他。他那完好的右手已经伸进大衣口袋。可是厂房外恰在此时响起午间汽笛，几百名工人同时移动，脚步和谈话声像潮水般涌进车间。福尔摩斯拉住我的衣袖，佝偻着混进人群。等派克推开挡路的工人追到大门，我们已经登上一辆经过的公共马车。

福尔摩斯直到拐过街角才挺直腰背。他从袖中取出沾油白布和红蜡线，眼睛闪着快活的光。

“派克证实了配方，登记牌证实四号气罐在红狮院，莫顿证实巴兹尔的借据出自鲁克办公室，而回流阀中的蜡线同壁炉里的残线在颜色和捻法上完全一致。”

“我们也差一点被证实为两个闯入者。”

“危险是调查的利息，华生。不过最有价值的并不是我拿到的东西，而是鲁克听见‘红蜡保险线’时把手伸进了左口袋。一个无辜的厂主会看机器，一个心里有特定秘密的人才会先摸武器。”

“他口袋里有武器？”

“有一件长约六寸、重量不小的金属物。从衣料下垂的形状看，可能是一支袖珍气压发射器。下次见面，我们最好别站在他左侧。”

第八章 贝克街小队

威金斯和他的伙伴们在随后二十四小时里，把红狮院织进了一张无形的网。卖报的辛普森守住牛津街出口；装作替酒馆跑腿的卡特看住后巷；最年幼的亨利坐在一辆坏掉的手推车旁，整天数进出仓库的脚步。孩子们每隔两小时换一次位置，报告则由不同的人送到贝克街，连最谨慎的监视者也很难发现规律。

福尔摩斯在地图上用红针标出他们的观察。

“派克昨夜十点进入，今晨六点出来；八点带两个工人回去，十点工人离开，派克仍在里面。两只铁箱进去以后没有出来。院内却没有足以运转大泵的烟囱冒烟。”

“也许泵由别处的蒸汽管供能。”我说。

“或者他们使用四号储气罐，只需短时间压力。格罗夫纳支线昨夜已完成使命，现在守住红狮院不是为了继续杀人，而是为了隐藏账簿、机器和旧线的入口。”

中午，威金斯本人带来一张用包装纸画的草图。孩子没有受过测绘训练，线条歪斜，标记却十分精确。正门内每天有一辆煤车进出；后墙同“王冠与锚”酒馆共用，酒馆地窖的送酒孔附近能听见金属敲击；东南角还有一条被木板遮住的狭巷，雨后没有积水，说明地下另有排水出口。

“你们怎样知道地窖里有机器？”福尔摩斯问。

“卡特替酒馆送过一袋面粉，”威金斯说，“下楼时听见两声嗡嗡响，酒杯架都跟着抖。老板说是街上的车，可街上那时没有车。亨利还发现，每逢那声音响，院墙排气孔上的纸屑就先吸进去，再吹出来。”

“间隔多久？”

“第一次七分钟，第二次十一分钟。卡特拿酒馆的钟记了。”

福尔摩斯在图上写下两个数字。“复动泵进行短时抽气试验。若只是在拆机器，不会出现先抽后压的完整循环。派克正在确认各段旧管仍能工作。”

威金斯又从口袋里倒出三样东西：一块带红粉的砖屑、一截沾黑油的麻绳和一枚压扁的白色蜡丸。砖屑是亨利在后巷车轮下捡的；麻绳挂在送酒孔的铁钩上；蜡丸则被塞在排水格栅缝里，上面印有半个箭头。

福尔摩斯拿起蜡丸。“这是旧工程的线路标。箭头指向主气流方向。蜡已经发脆，至少有十年；可是背面粘着的新泥说明格栅近来被人移开。排水巷不只是通风口，也是一条可供人爬行的退路。”

“要不要叫亨利钻进去看看？”威金斯问。

“绝对不要。”福尔摩斯的语气严厉起来，“从现在起，谁也不许越过街面。你们的工作是看见人，不是让人看见你们。派克能用铁棍对付一个成年男子，也不会因为你们是孩子就手软。”

威金斯有些不甘，却仍点头。他离开以后，我问道：“既然知道泵在运转，也知道地下出口，为什么不通知雷斯垂德立刻搜查？”

“因为一张孩子画的草图可以指导我们，却不能取得搜查令。即使进去，派克只须说公司在回收自己的旧设备。账簿也许藏在三百码管线的任何一点，杀人载筒更能在警察敲门时被送走。监视的价值不在于看见一个可疑动作就扑上去，而在于让许多动作积累成只有一种解释的次序。”

他用铅笔把工厂、红狮院、格罗夫纳书房和莫顿办公室连成一个四边形。

“工厂提供设备与油膏；莫顿从外部试图偷账；红狮院操纵线路；书房接收载筒。现在四个地点已有联系，却还缺少把鲁克的意志同派克的手连接起来的证据。我们若太早惊动他们，只会抓到一只手，放走头脑。”

他将工厂油膏、铜环油膏和现场地毯上的黑粒分别放在三块玻璃上，用酒精洗去脂肪，再加热残渣。三份样本都留下相同比例的石墨和红铅。红蜡线在显微镜下也显示出同样的三股左捻棉纱，其中掺有细微的黄麻纤维。

“配方不能单独定罪，”他说，“却能排除‘伦敦一百家工厂都一样’这种辩解。派克亲口说比例是鲁克独有；若将来他否认，你和我都是证人。”

下午，肖小姐来到贝克街。她的神色比前日镇定，手中带着一张覆在薄卡纸上的拓印。原来她记得书房吸墨纸上留下的凹痕，便凭记忆在自己的速记本中临摹。福尔摩斯让她用软铅笔横涂卡纸，又以斜光照射。断裂笔画渐渐显出可以辨认的几行字：

K—12原件仍在我手。二十五条性命不会随旧线一同埋葬。五千镑，星期一。否则蓝账送交菲尔丁及报馆。不要再派莫顿来。

落款只有一个大写的H。

“这是爵士昨夜写的信？”我问。

“更像是他准备送出的回话，”福尔摩斯说，“最上层吸墨纸被撕走，说明原信已经离开书桌。问题是如何离开。若他把信放进气压筒，收信人便在管道另一端。”

“菲尔丁是谁？”

肖小姐从手提袋里取出一张旧名片。上面写着“阿莫斯·菲尔丁军士，皇家工兵团退役”，地址在伍尔维奇。

“爵士曾每年寄给这个人十二英镑，”她说，“近两年停了。我问过一次，他只说那是旧账。”

“为什么现在才拿出来？”

“因为这些汇款不在正式账册，而在我自己的备忘里。我昨夜回去查过才想起。”

福尔摩斯的神色一沉。“您回了自己的住所？”

“只待了半小时。我姨母同我住在一起。”

“有人跟踪吗？”

“没有。”

“您怎么知道？”

她被问住了。

“从现在起，您不要单独回去。鲁克已经知道您看见过黄铜圆筒；派克也知道警方询问了旧线路。那张拓印说明您比他们估计的更危险。”

“我不能把姨母一个人留下。”

“雷斯垂德会派便衣接她。今晚你们都住在一家没人知道的小旅馆。威金斯，”他朝门外喊道，“进来。”

那个机灵的孩子不知何时已经等在楼梯口。他递来一张沾着面粉的纸条。

“红狮院有三个出口，先生。正门、后面酒馆的地窖，还有一条旧排水巷通到索霍广场。派克刚才出来，去了邮局，寄一封信到肯辛顿。他又买了一卷粗绳和一把玻璃刀。”

福尔摩斯迅速站起。“地址看见了吗？”

“柜台把信压在手下，我只看见‘肯辛顿’和一个S。”

肖小姐的脸失去了颜色。“我姨母姓萨默斯。我们的地址登记在她名下。”

“派克不需要信送到。他只需要在邮局名册上确认地址。”福尔摩斯说，“华生，带上手枪。威金斯，叫辛普森去找雷斯垂德，其他人继续守红狮院。我们必须比那封根本不会送出的信更快。”

第九章 账簿上的亡魂

在去肯辛顿以前，福尔摩斯坚持先用最近的电报局向伍尔维奇发一封急电。他在表格上只写了这样一句：

致阿莫斯·菲尔丁：K—12原件尚存。请勿离家，勿向任何人开门。——歇洛克·福尔摩斯

“我们不是应该立刻去保护肖小姐的姨母吗？”我问。

“雷斯垂德的人从格罗夫纳广场出发，离那里更近。派克买玻璃刀是叫我们着急，寄信却说明他不会在光天化日下动手。真正的袭击会等到入夜。我们还有三个小时，而菲尔丁可能替我们解释二十五个死者为何从一本账里伸出手来。”

于是我们把肖小姐交给一名赶来的便衣。雷斯垂德已经安排两人先行控制她的住宅，再由这名警员护送她回去接出姨母；福尔摩斯原想让她们直接在外面会合，可姨母年老耳背，拒绝给陌生人开门，只得采用这个办法。临行前他再三叮嘱，前后窗都要看守，任何一刻都不许肖小姐独处。随后我们乘火车前往伍尔维奇。菲尔丁住在兵工厂后面一条狭窄街道里。开门的是一个高瘦老人，左腿装着僵硬的铁支架，右手两根手指也蜷曲不伸。他先从链条后的门缝里看过我们的名片，才让我们进去。

他的房间十分整洁，墙上挂着褪色的军服照片和一柄廓尔喀弯刀。壁炉上方有一张二十七人的合影，士兵、车夫和两名年轻军官站在几辆辎重车旁。照片角上写着“一八六八年，印度西北边境，第十二信号分队”。

“K—12，”福尔摩斯说。

菲尔丁老人的脸像石头一样僵住了。

“这个代号已经十九年没人提过。”

“哈考特爵士昨夜因它而死。”

老人慢慢坐下。他没有表现出悲伤，只把那只残手放在膝上。

“那么铜线终于勒住了一个该勒的人。先生，我不为他说一句好话；不过我也没有杀他。我的腿走不到伦敦，手更摆弄不了机器。若上帝让我年轻二十岁，也许答案会不同。”

福尔摩斯把拓印放在桌上。“请告诉我们二十五条性命的故事。”

菲尔丁凝视合影，声音渐渐变得低沉。十九年前，鲁克还是一家军用电报承包公司的年轻工程师。他向印度边境供应一批包胶铜线，账面上写的是最高等级，实际却掺用了回收铜和劣质绝缘胶。雨季一到，线路频频漏电。哈考特当时代表陆军部验收，收取两千英镑以后签发了合格证。

“我们发现了，”菲尔丁说，“莱尔上尉截下一段坏线，连同仓库账册装上车，准备送往白沙瓦。第十二分队护送他。那时我留守发报站。”

“K—12是什么？”

“是给护送队的最高优先级改道电文。它命令车队离开安全的大路，穿过古尔兰山口，说大路前方有叛乱。电文使用陆军部临时密码，末尾有哈考特的核验字母。我照规矩转发了。”

“山口里发生了什么？”我问。

老人指着照片。“一场山洪，又有山民袭击。二十七个人只回来两个。我是其中之一，因为我后来奉命去找他们。莱尔上尉和坏线样本都消失了。官方调查说我误抄信号，把‘不得进入’抄成了‘进入’。他们撤掉我的军衔，给我这条废腿和十二英镑年金。”

“电文不是您误抄的？”

菲尔丁从木柜中取出一块油布，层层打开。里面是一张几乎褪成白色的电报底稿。

“这是我在发报站留下的副写。原件由哈考特带回伦敦。他答应替我洗清罪名，条件是我永远闭嘴。起先我以为他良心发现；后来才明白，他保留原件只是为了勒索鲁克。鲁克付钱，他给我十二英镑，人人都买到了沉默，除了照片上的人。”

福尔摩斯用放大镜检查底稿。右下角除了哈考特的核验符号，还有一个机械公司使用的简写“G.R.—线路保全”。

他并没有因为这个醒目的缩写便立刻接受文件。他先把纸对着窗光。水印是“沃特曼父子，一八六七”，纸张横折处的纤维已经断裂发黄，墨水也由黑色氧化成旧铁锈色。几处字母旁留有细小凹点，是报务员用硬笔迅速抄收莫尔斯信号时形成的停顿；后来摹写的人可以模仿字形，却很难在每一个长短码转换处都留下这种无意识的笔压。

“纸和墨确实属于那个年代，”他说，“折痕也不是用烘烤和烟熏伪造的。您保存它时为什么用油布，而不用信封？”

“边境雨季什么都能泡烂。军用地图也这样包。我回英国后一直没换。”

福尔摩斯从油布内层刮下一点红土，又问：“古尔兰发报站的地面是什么颜色？”

“红色，混着石灰。您若去我旧皮箱底，也能找到同样的土。”

“这只能证明文件曾到过印度，不能证明内容真实。原始收报日志还有别的特征吗？”

老人把纸翻过来，指出边缘一串几乎看不清的针孔。每收完一组，报务员便用针在纸边打孔计数，以免长电文漏组。福尔摩斯重新数过，针孔数目同正文分组完全一致。

“很好。倘若这是后来伪造，制作者不但要知道十九年前的密码，还要知道一个从未写进操作规程的地方习惯。”

他收起放大镜，语气忽然改变。

“菲尔丁军士，您恨哈考特，有电文底稿，有使用气压线路的军队经验，又预先说自己的腿走不到伦敦。一个人若急于提出不在场理由，往往是因为早已想过别人会怎样怀疑他。您最近是否见过乔纳斯·派克？”

老人用残手抓紧椅臂。“从没听过这个名字。”

“吉迪恩·鲁克呢？”

“十九年没见。莫顿来过以后，我给鲁克写了一封信，警告他别再派人。信退了回来，说地址不详。”

“退信在哪里？”

菲尔丁从抽屉取出信封。邮戳、退件章和未拆封的火漆都在。福尔摩斯又查看门边靴子、壁炉烟灰和桌上账册。老人每周收入不足一镑，近月没有大额支取；两双鞋中只有装铁支架一侧的鞋底严重拖磨，证明他的跛足并非表演；烟灰里是廉价海军烟草，也没有派克所抽黑绞烟留下的油性灰。

“请原谅这些问题，”福尔摩斯说，“受过冤屈并不能自动使一个人无罪，正如名声良好不能自动使人清白。倘若我要用您的底稿指控鲁克，就必须先确保它不是另一种报复工具。”

菲尔丁沉默很久，终于点了点头。“这比哈考特当年的调查公平。他从未问我一句，只叫我在已经写好的供词上签名。”

“鲁克亲自拟定改道电文？”

“哈考特掌握密码，鲁克掌握路线。他们原想让车队在山口耽搁两天，好派人取走坏线和账册。山洪不是他们能预见的；可是那条路出名危险，他们不能说自己无辜。”

“蓝账簿记载什么？”

“每一笔分账、每一封信和每次付款。哈考特让我看过一次，证明他有能力拖鲁克一起下地狱。后来他断了我的钱，我便写信说要公开底稿。他回话说，若我再开口，就让所有人相信是我敲诈。”

“最近有人找过您吗？”

“一个自称莫顿的矮子。愿出五百镑买底稿。我把他赶走了。三天前窗户又被撬过，所以我夜里不再开门。”

福尔摩斯把底稿还给他。“请今晚离开这里。去兵工厂警卫处，把我的名片交给值班官。任何自称警察的人若不知道‘铜蛇’三个字，也不要跟他走。”

“您认为他们会杀我？”

“哈考特活着时，您的底稿只是他手里一张较小的牌；哈考特死后，它是能证实蓝账簿的唯一外证。鲁克若已杀过一次，不会因为第二个对象年老而恢复良心。”

回程火车上，我对福尔摩斯说：“现在动机已经清楚。鲁克杀哈考特，是为了结束勒索并取回账簿；派克是他的帮凶；莫顿则利用巴兹尔去偷账簿。”

“很可能。”

“你刚才似乎也怀疑菲尔丁。”

“当然。一个受害者可以成为复仇者，年老残疾也不妨碍他雇用年轻的手。菲尔丁知道旧工程，恨两个当事人，手中又有足以支配哈考特的秘密；不检验他，便是把同情误作证据。不过他的退信火漆完整，证明他没有借那封信同鲁克建立近期联系；莫顿撬窗而非秘密会面，说明鲁克一方仍在寻找底稿；他的账册、生活状况和住所痕迹也不支持他付钱雇人。最重要的是，若菲尔丁策划谋杀，他的目标应是两个旧罪人，不会杀一个而把最有力量的证据和另一个都留给警察。我们可以暂时把他放在证人一边。”

“暂时？”

“直到一切证据闭合以前，推理中没有永久座位。今天的证人若同新事实冲突，明天仍须回到嫌疑席。”

“你仍不肯说确定？”

“我们有动机，有手法，有许多彼此咬合的迹象，却还没有一件能让陪审团把鲁克送上绞刑架的东西。油膏可以被偷，旧线可以被别人使用，派克可以买玻璃刀做合法工作，莫顿也会宣称自己只是讨债。最要紧的蓝账簿不在我们手中，杀人载筒也没有找到。”

“那你打算怎么办？”

他望着窗外倒退的雾和灯火。

“让凶手以为我们手里有一件比账簿更危险的东西。一个谨慎的人躲在证据后面；一个害怕证据的人却会亲自走到它面前。”

第十章 第二次袭击

天黑时，我们赶到肯辛顿。雷斯垂德的一名便衣守在肖小姐姨母住宅的前门，另一名则在街角来回踱步。乍看之下，一切平静。然而福尔摩斯只向房屋望了一眼，便忽然冲过街道。

二楼一扇窗户开着约半尺。窗帘本来被风吹向室外，此刻却忽然静止，接着向内一缩。

“后窗有人！”他喊道。

我们奔进门厅。便衣吃惊地跟在后面，辩称没有任何人从前门进去。楼上传来一声沉重的撞击，随后是玻璃碎裂。福尔摩斯三步并作两步登上楼梯，用肩撞开肖小姐卧室的门。

房内没有点灯，壁炉余火只照出家具的黑影。一个高大男人正把肖小姐压在写字台前，一只手捂住她的嘴，另一只手扭住她的手腕。桌上抽屉全被拉开，纸张散了一地。

福尔摩斯扑向那人。对方听见门响，猛地转身，抡起一根短铁棍。福尔摩斯向后一仰，铁棍擦过他的额头，砸碎门框。他顺势抓住袭击者的衣领，却被一记肘击撞到墙上。

我拔出左轮手枪。

“站住！否则我开枪！”

那人把肖小姐向我推来。我本能地伸手接住她，视线被挡了一瞬。他已纵身穿过碎裂的窗户，攀上外面的铅皮雨棚。

福尔摩斯紧随而出。雨棚在两个人脚下发出可怕的呻吟。我把肖小姐交给便衣，也翻过窗台。屋后是一排相连的低矮屋顶，雾在烟囱间流动，湿瓦像冰一样光滑。那黑影已越过两道屋脊，向旁边马厩奔去。

福尔摩斯追到烟囱边，忽然伏身。一根铁棍从雾中横扫回来，若他仍直立，势必击中头部。他抓住铁棍一端，和对方在屋脊两侧角力。月光透过雾隙照在那人的侧脸上，我清楚看见残缺的右耳。

“派克！”福尔摩斯喝道。

对方发出野兽般的低吼，松开铁棍，反手割断一根从烟囱垂向后院的粗绳。他显然事先布置好了退路。绳子落下时，他已抓住另一端荡向对面马厩。福尔摩斯伸手只扯下一枚大衣纽扣。派克撞破马厩阁楼的窗格，转眼不见了。

我正要追下去，楼内却传来便衣的呼喊。肖小姐在方才挣扎中撞到桌角，额头流血，人也昏了过去。我的职责不容犹豫，只得返回房间。幸而伤口虽长，却不深，昏厥主要由于惊吓和窒息。我替她止血包扎，不久她便睁开眼睛。

“我的姨母呢？”这是她第一句话。

“雷斯垂德已先把她接走。她很安全。”

福尔摩斯从窗外回来，脸上有一道被瓦片划破的血痕。他没有理会自己的伤，只蹲下来同肖小姐说话。

“他要找什么？”

“我的速记本。他反复问我把哈考特爵士的最后一封信给了谁。我告诉他烧掉了，他不相信。”

“他拿走了什么？”

“桌上那张拓印，还有一本蓝封面的普通账册。”

“很好。”

她惊讶地看着他。“很好？”

“我离开贝克街前叫您把真正的拓印装进信封，交给哈德森太太；您照做了吗？”

“做了。我桌上的只是第二张临摹。”

“那么派克拿到的是一句真实威胁和一本虚假账簿。他会相信我们已有副本，却不知道副本在哪里。这种不确定比完全失败更能迫使鲁克行动。”

“你早知道他会来？”我不禁严厉地问，“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安排更多警察？”

福尔摩斯的脸沉了下来。“我知道他们会寻找证据，却错误地估计了速度。我以为派克至少等到午夜，也以为前后两名便衣足够。事实证明我错了。推理不能替错误免罪，华生。”

他转向守前门的警员。那人坚持没有离开岗位。福尔摩斯带我们到后院，在墙脚找到两只装有软垫的铁爪。派克从相邻空屋翻墙而入，用玻璃刀卸下后窗，再从屋顶逃走。他所购买的粗绳预先绕在马厩烟囱上，退路显然也经过周密准备。

从地板上，福尔摩斯拾起派克掉落的纽扣。它是普通骨扣，没有标记；缝线里却夹着红砖粉和一种带白色结晶的黑泥。

“这不是兰贝斯工厂的泥，”他说，“那里临河，土呈灰黑色。这是旧砖拱顶渗水形成的硝盐，又混有红狮院地窖使用的砖粉。派克从动力站直接到这里。”

雷斯垂德终于赶来，对便衣的失职大发雷霆。他主张立刻逮捕派克和鲁克。

“以什么罪名逮捕鲁克？”福尔摩斯问。

“共谋袭击。”

“派克不会承认受他指使。我们一动，鲁克就会烧掉账簿，拆毁机器，再说一个发疯的工头私自犯下一切罪行。”

“难道还让他们再杀一个人？”

“肖小姐和菲尔丁今晚由警方严密保护。派克以为已经拿到拓印，暂时没有第二个目标。给我到明晚的时间，我会把鲁克、派克、杀人装置和蓝账簿一起交给您。”

“您凭什么肯定？”

福尔摩斯把那枚沾泥的纽扣放在掌心。

“因为派克袭击肖小姐时犯了两个错误。他让我们确定红狮院仍在使用；更重要的是，他拿走了一本蓝色账册。一个知道真正账簿已经安全藏好的人，不会急着抢一本仅仅颜色相同的东西。可见账簿虽已从密室取走，却还没有到鲁克能够放心销毁的地方。它仍在旧线的某个终点，或仍和杀人机器放在一起。”

“这只是推测。”雷斯垂德说。

“明天它会变成诱饵。”

福尔摩斯走到写字台前，抽出一张没有被翻乱的信纸，写下几行字：

铜账并非唯一记录。K—12副本及红狮院图样均在可靠之手。星期二午夜以前可谈条件。答复照旧途径。——H

他把纸递给雷斯垂德。

“请让明早各报私人广告栏都刊出这段话。鲁克会明白‘照旧途径’指什么。然后我们只须观察，铜蛇受到火烧时，会从哪一个洞口爬出来。”

第十一章 私人广告

第二天早晨，那则短短的广告同时出现在《泰晤士报》、《每日纪事报》和《旗帜报》上。福尔摩斯把三份报纸并排摆在早餐盘旁，却没有翻看其他新闻。他只吃了半片烤面包，便披上外衣，叫我同他前往格罗夫纳广场。

雷斯垂德已经在那里等候。书房仍由警员看守，尸体却已在验尸官许可后移走。没有死者的房间显得更加寒冷，地毯上的暗斑和那座停在九点五十二分的旅行钟，像两个不肯闭口的证人。

福尔摩斯重新装好黄铜压紧环，却没有把铜玫瑰完全复位。他在管口系上一条极薄的纸带，又将压力表接到一根细橡皮管上。我们等了将近一个小时，纸带一动不动。

“也许鲁克没有看到广告。”雷斯垂德说。

“他经营三家公司，每天有人替他剪存所有涉及机械、政府合同和哈考特姓名的报道。他不会漏掉一行。”

正午过后，压力表的指针突然抖了一下。纸带先向外鼓起，随即被吸向管内。墙中传来极轻的摩擦声，像一只老鼠在很远的地方抓挠木板。几秒钟后，一只黄铜载筒撞上终点，发出清脆的“嗒”声。

雷斯垂德伸手便要去拿，福尔摩斯一把挡住他。

“先看筒口。皮圈上若有引线，拿起便会触发。”

他用长柄火钳夹出载筒，检查无误后才旋开。筒中装着一叠五十英镑银行券和一张没有署名的纸条：

今夜十一时，把K—12副本与红狮院图样装入此筒。五千镑即归持有人。若有警察，旧线、旧账及知情者一并消失。只许一人在室内。

“银行券是真的吗？”雷斯垂德问。

福尔摩斯迎光查看水印。“最上面两张是真的，下面都是裁成同样大小的普通纸。对方只想让从管口窥看的人相信交易有诚意。”

“这已足够搜查红狮院了。”

“足够搜查，却未必足够找到。那地方有三个出口和一段地下线路。我们若从街面进去，他们有时间把账簿送入任何一条支管，或从排水巷逃走。请让您的警员继续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

雷斯垂德提议在载筒上系一根丝线，沿管道追踪终点。福尔摩斯摇头。

“三百多码距离有十几个弯头，丝线会在第一个弯头磨断；即使不断，摩擦也会使对方立刻知道筒被动过。放入发烟药或颜料同样无用，红狮院若有分流阀，他们可以把筒送进一条废管，让我们只找到一堵砖墙。”

“那么只靠孩子们看守？”

“还靠对手自己的选择。广告给鲁克三条路。第一，保持沉默；那会使所谓副本在午夜后交给报馆。第二，立刻逃走；监视者便会看见他从公司或住所转移财物。第三，重新使用旧线，设法骗取副本。中午这只筒证明他选择第三条。他一旦收到假账，便会知道我们掌握线路，红狮院不能再安全使用。于是他必须在警察取得搜查令以前亲自转移账簿和机器。我们不是追踪一只铜筒，而是利用它把藏在另一端的人赶出来。”

福尔摩斯又检查来筒的内壁。靠近筒盖处有两道相距极窄的车刀纹，外侧皮圈则补过一针黑线。

“肖小姐带来的压紧环也有同样间距的车纹，说明两件东西出自同一台旧车床。新式自动车床留下连续螺旋纹，这里却是脚踏车床每转一周形成一次轻微顿挫。鲁克工厂样品间那台一八六六年的传信机旁，正放着这种车床。黑线的针法又是派克的习惯：工厂四号罐皮碗上也用双回针，而不是机械师常用的交叉缝。”

“这能定罪吗？”

“仍不能。鲁克可以说旧设备被偷，派克可以说补过一百只相似皮圈。但是每增加一个需要他们解释的吻合，谎言就必须负担更多重量。最终它会像超压的铆缝一样自行裂开。”

福尔摩斯拿出一叠伪造账页。它们使用蓝色皮纸封面，内页则抄着K—12的几处数字和一些故意写错的姓名。他在每页边缘划一道几乎看不见的锯齿，又在封底夹入一小片涂过硝酸银的纸。

“锯齿用来辨认，银盐用来留下手印？”我问。

“银盐遇皮肤和光会渐渐变黑，不过今晚我们大概不必等待。更重要的是，假账能使对方知道广告是圈套，却要到打开载筒以后才知道。那时我们已经接近动力站。”

下午的每一个钟点都过得缓慢异常。威金斯送来三次报告。第一张说派克自早晨起没有离开红狮院；第二张说莫顿带着一只皮箱进去，半小时后空手出来；第三张则只有一句：

灰胡子大个子九点十分亲自到，车停两街外，穿工人外套。

“鲁克来了，”我说。

福尔摩斯把纸条放在烛焰上烧掉。“广告已经完成第一项任务。一个无辜的厂主不会乔装到一座声称早已封闭的地下泵站。”

十点三刻，我们开始布置。雷斯垂德带两名警员守住红狮院正门；另两人绕到酒馆地窖和排水巷出口。福尔摩斯不许威金斯和孩子们再靠近，只叫他们远远注意是否有车辆驶离。我们自己则仍留在哈考特书房。

十一点整，福尔摩斯把假账装进来筒。为免皮圈上的油沾掉标记，他戴着手套把它推入管口。墙内立刻产生吸力，载筒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夺走，转眼消失在黑暗里。

“从压力建立到载筒启动，十二秒，”他看着怀表说，“抽气端不超过四百码。红狮院在图上的直线距离是三百七十码，考虑弯管造成的损耗，完全相符。”

我们熄掉主灯，只留书桌远端一盏罩住的暗灯。福尔摩斯把一只装满沙的厚皮垫固定在铜玫瑰前，又用长绳连接护盖。他自己站在墙侧，雷斯垂德与我则退到书架后。

“您预料他们会送什么回来？”探长低声问。

“鲁克若相信交易，会送付款；若识破假账，会送一个答案。哈考特收到过哪一种答案，我们已经见过。”

三分钟过去。压力表突然跳升，比中午高出数倍。墙内发出渐近的轰鸣，书桌上的纸张纷纷扬起。

“来了！”

福尔摩斯猛拉长绳。铜花护盖翻开，沙垫正对管口。几乎在同一瞬间，一只黑色载筒以惊人的力量撞上终点。一根锥形钢针从筒鼻弹出，完全没入沙袋；若有人按照纸条指示俯身察看，那根钢针正会刺入他的太阳穴。冲击使黄铜环再次松脱，落在桌面上旋转不止。

福尔摩斯立刻关闭管口后方的临时卡箍，防止载筒被抽回。远端泵机连吸数次，铜管发出低沉的呻吟，终于安静下来。

雷斯垂德从书架后冲出，脸色铁青。

“蓄意杀人，当着三个证人的面！”

“而且凶器还在我们手中。”福尔摩斯拔出钢针载筒。筒身内侧刻着一个极小的R和数字四，皮圈上涂着熟悉的黑绿色油膏。“不过操纵阀门的人已经知道我们活着。他们下一步必然毁灭证据。”

楼下传来急促脚步。辛普森气喘吁吁地跑进门厅，隔着楼梯喊道：“先生！红狮院冒白气了！两个人把铁箱搬到地窖，大个子又让车夫掉头走了！”

福尔摩斯把载筒交给雷斯垂德的一名警员，郑重吩咐他直接送往苏格兰场，不许途中打开。随后，他从大衣里取出旧工程图。

“正面包围已经没有意义。鲁克会从地底走。图上有一条检修廊道，从红狮院向西通到格罗夫纳支线，向东则接旧邮政干线。酒馆地窖只到上层泵房，真正的机器在下面二十英尺。”

“入口在哪里？”我问。

“牛津街一家停业印刷所的煤窖。多德档案员提到过，线路施工时用它运砖。我们从那里进去，雷斯垂德的人继续封锁出口。”

探长看着他。“您打算只带华生医生下去？”

“您带一名警员从酒馆入口进泵房；另一人守排水巷。狭窄地道里人多只会彼此挡住。还有，探长，别吹警笛。管道传声比街面快，派克会在我们到达前听见。”

我们走出十七号时，雾正在广场上翻滚。福尔摩斯把手按在我臂上。

“华生，今晚他们已有杀人准备。你若不愿——”

我掀开大衣，让他看见手枪。

“我在阿富汗见过比旧管道更糟的地方。你只管带路。”

他没有再说什么，只用力握了一下我的手臂。

第十二章 红狮院地下

那家废弃印刷所的门窗都钉着木板。福尔摩斯从后巷撬开煤窖铁栅，我们一前一后钻了进去。窖中堆着腐烂纸卷和断铅字，空气带有霉味。依照工程图，旧入口应在北墙第三根支柱后。我们搬开几只木箱，果然找到一扇嵌在砖墙里的低矮铁门。

门锁早已锈死，门边却有新鲜的油迹。福尔摩斯用一把细齿钥匙拨了几下，锁舌悄然缩回。一股寒冷潮湿的风从门后扑来。

石阶陡直向下。我们用黑布遮住提灯，只让一线光落在脚前。阶底是一条仅容两人并行的砖砌廊道，几根铜管和铸铁管沿右墙延伸，管箍上凝着水珠。地面中央铺着窄轨，显然供检修小车使用。

旧图在这里第一次显得不可靠。纸上只有一条直廊，眼前却有三条岔路：左边低矮而潮湿，中间堆着塌落砖块，右边的轨道则隐入黑暗。年代久远，后来的下水道工程显然改变了原结构。

“若走错一条，鲁克便有时间烧掉一切。”我低声说。

福尔摩斯没有回答。他把灯放在地上，先观察三处拱顶的蛛网。左路蛛网完整，水面也没有近期涉过的波纹；中路砖尘表面只有老鼠足迹；右路入口的蛛网却在肩高处断裂。他又用指腹擦过铁轨。另两处锈层粗糙，右路轨面则有一道窄窄的亮痕。

“检修车载重以后，轮缘只磨内侧半寸，”他说，“亮痕不超过两日。走右边。”

前行十来码，图纸标示的通气井又不见了。廊内气流从正面吹来，灯焰却每隔十几秒突然向右倾斜一次。福尔摩斯停下，把耳朵贴在一根细铜管上。

“主泵不在正前。持续风来自街面通气口，周期吸力来自右墙后方。这里应有一道后来封上的门。”

砖墙乍看毫无缝隙。他沿墙摸索，终于在齐膝处找到一块带油的铁环。两人合力一拉，整片伪装成砖面的薄铁门向内转开，露出另一段下降坡道。门轴涂的正是黑绿色密封膏，地上还落着一根新折断的火柴。

“派克为了从印刷所运箱子，开通过这条旧施工道，”福尔摩斯说，“多德的图画的是线路交付时的结构，鲁克用的却是施工前结构。幸好机器会在尘土上留下比图纸更新的签名。”

我们熄掉提灯片刻，静听前方。除了极远的金属摩擦，似乎还有人声，但管道把声音来回反射，无法判断距离。福尔摩斯从口袋取出一小撮细灰，撒在空气中。灰粒向前飘去，忽然被右侧一根接头吸住。

“泵在抽格罗夫纳支线。若他们只是放空储气罐，空气应向外排；现在仍在抽气，说明广告后的载筒尚未完全返回，或者他们正测试最后一次发射。我们最多只有几分钟。”

远处传来断续的喘息声。

“泵，”福尔摩斯贴近我耳边说，“他们正在把储气罐放空，准备移动。”

我们沿廊道前进约一百码，来到一个岔口。左边通往格罗夫纳广场，铜管表面的灰尘近期被擦去；右边则伸向霍尔本，铁轨也较完整。正前方有一扇半开的格栅门，门内透出灯光。

福尔摩斯伏在地上查看泥迹。两道沉重靴印由泵房走向右侧隧道，一道较浅的鞋印则留在门边。

“鲁克、派克和莫顿都来过。莫顿已离开，只有两双重靴仍在里面。”

我们贴着墙接近格栅门。门后是一间巨大的地下室，拱形砖顶由生锈铁梁支撑。中央立着两座铸铁气柜和一台横卧泵机，皮带、飞轮与阀杆在油灯下投出交错阴影。四号活动储气罐接在主阀上，压力表指针仍在缓慢下降。靠墙放着两只铁箱、一捆拆下的铜管和一辆带手摇杆的窄轨检修车。

派克正拆卸泵机上的一段软管。鲁克站在铁箱旁，手中拿着我们送出的假账。他撕开封皮，看了几页，忽然把它摔到地上。

“是圈套。”他的声音被拱顶放大，听来像另一个人从地底回答。“姓名错了三个，K—12的校验数也不对。”

“我早说该直接收拾那女人。”派克道，“你偏要再试一次管子。”

“住口！第一次若不是你把压环撞掉，没人会发现线路。今晚你又让筒留在他们手里。”

“是你命令我提高压力。你说福尔摩斯若在管口，就让他同老头一样闭嘴。”

这几句话已经足以使任何听见的人明白他们的关系。福尔摩斯却仍没有现身。他的目光落在鲁克脚边第二只铁箱上。派克走过去，掀开箱盖，取出几卷工程图和一本蓝色摩洛哥皮账簿。

“烧掉。”鲁克说，“图、账、哈考特的信，全烧掉。撞针筒也扔进熔炉口。”

“熔炉在工厂。”

“那就用酸。先毁账簿。”

派克把账簿放在一只铁盘中，伸手去拿煤油罐。就在火柴擦亮的一刹那，福尔摩斯推开格栅门。

“我劝你别点，派克。空气中刚放出大量油雾和压缩气体。火焰未必炸毁账簿，却很可能先烧掉你的脸。”

派克的手僵在半空。鲁克慢慢转身，淡蓝眼睛在灯下显得没有一丝温度。

“福尔摩斯先生，”他说，“您进入私人产业，偷听工人谈话，还带着武器。假若我叫警察来，场面会很有趣。”

“警察已经在楼上。那本账簿属于被谋杀的哈考特爵士；您脚边的假账由我在一小时前装进格罗夫纳书房的气压管；苏格兰场手中则有您刚发射回去的钢针载筒。场面确实很有趣。”

鲁克的右眼角微微抽动。他忽然笑了。

“派克，你这个蠢货。看来你的私人报复终于给公司惹来了麻烦。”

派克猛然回头。“我的报复？”

“是你检修旧线，是你同哈考特争执，也是你袭击那位秘书。我来这里只为制止你销毁公司的档案。”

“你这该死的——”

福尔摩斯高声道：“华生，账簿！”

我扑向铁盘。派克同一时刻挥出扳手。我用左臂格挡，沉重铁器擦着前臂落下，痛得我几乎失去知觉。我仍用肩撞上他的胸口，两人一齐跌向泵机。

鲁克的左手已伸进大衣。他抽出一件短管状武器，形似没有枪托的粗手枪，后端接着一只压缩气瓶。福尔摩斯早有提防，在他抬手时便踢倒身旁的油灯架。火焰熄灭，泵房骤然陷入半暗，只有墙角两盏灯还亮着。

一声沉闷的“噗”响，一根钢针掠过福尔摩斯肩侧，钉进格栅门。鲁克第二次扣动扳机，福尔摩斯已滚到气柜后面。钢针打中压力表，玻璃爆裂，白色气流尖啸着喷向室内。

派克把我掀翻在地，双手扼住我的喉咙。他的力量远胜于我，膝盖又死死压住我的右臂，使我无法取枪。我眼前开始发黑，只听见泵机、漏气和脚步混成一片轰鸣。情急之下，我用受过伤的左臂勾住他颈后的衣领，右膝猛撞他肋下。派克稍一松手，我便抽出右臂，用手枪柄砸在他受伤的耳根后面。

他咆哮着滚向一旁。我翻身站起，枪口对准他。

“再动一下，我就开枪！”

派克看见我的神色，终于没有再扑来。可是鲁克已经抢到蓝账簿和一卷工程图，跳上检修车。他猛扳手摇杆，齿轮咬住轨道，车辆向东侧隧道滑去。

福尔摩斯从气柜后追出，一手抓住车尾铁栏。鲁克回身挥动气压枪，福尔摩斯不得不贴在车外，双脚几乎被拖离地面。车轮的轰响迅速没入黑暗。

我不可能留他独自追赶。我朝派克腿边开了一枪，子弹击碎砖地，飞溅石屑迫使他缩到泵座后。随后我向隧道奔去。身后传来格栅门撞开的声音和雷斯垂德的喊叫，显然警方终于从酒馆入口赶到。

“看住派克！”我喊，“福尔摩斯在车上！”

隧道中的铁轨在前方弯曲，车灯只剩一个跳动的黄点。旁边却有一条狭窄检修步道。我竭力奔跑，左臂每摆动一次都像被火灼烧。很快，前方响起第三次气压枪的闷响，车灯随即熄灭。黑暗一下吞没了所有东西。

第十三章 铜蛇的最后一击

我摸索着向前跑了二三十步，脚下忽然踢到一根金属杆。那是从检修车上掉下的手摇柄，说明福尔摩斯至少已经使车速受到影响。远处传来铁轮刮擦轨道的刺耳声音，紧接着是一次猛烈撞击。

雷斯垂德带着提灯追上来。他身后两名警员押着双手被铐的派克。这个恶汉额角流血，仍在咒骂鲁克。

“车往哪边？”探长喘着气问。

“东线。福尔摩斯抓在后面。”

“东边出口有人守吗？”

“排水巷有人，旧邮政井没有！”

我们沿铁轨疾奔。隧道逐渐向下倾斜，墙上铜管像无数并行的蛇，在灯光中时隐时现。转过弯道，检修车歪在一处道岔旁，一只前轮已经脱轨。车上没有人，蓝账簿也不见了。地上却有两组脚印，一组向左，另一组则在右侧管道前骤然消失。

“他们分开了？”雷斯垂德说。

我弯腰观察，虽不能像福尔摩斯那样由泥点读出一部传记，却看见右侧一根粗管上有新鲜血痕。

“有人爬上管顶。”

头顶传来一声短促的撞击。我们举灯照去，只见一条维修竖井穿过拱顶，铁梯向上延伸。鲁克正夹着账簿攀到一半，福尔摩斯则在他下方几级，死死抓住他的靴子。

鲁克用另一只脚向下猛踢。福尔摩斯头上的帽子被踢飞，手却没有松开。

“放手！”鲁克吼道，“否则我叫整条线塌在你头上！”

竖井顶端有一只大阀轮，旁边连接着旧压力总管。鲁克显然不是虚言。他已把气压枪挂在腰间，空出的手正伸向阀轮。若高压气体突然灌入封闭多年、腐蚀严重的主管，任何一处铆缝都可能爆裂。

“你不会开阀，”福尔摩斯平静地说，尽管他的声音因用力而绷紧，“蓝账簿在你怀里。爆裂的高压气流和砖石会先毁掉你十九年来最想毁的证据。”

“证据可以同我们一起埋葬。”

“你没有同归于尽的性格。古尔兰山口死了二十五个人，你却用了十九年把责任推给天气、哈考特和菲尔丁。一个连别人的罪都不肯承担的人，不会突然承担自己的死。”

这句话似乎比抓住他的手更有力量。鲁克的动作迟疑了一瞬。福尔摩斯猛地向下一扯，他失去立足，滑落两级。账簿从外衣里掉出，正落在管顶，沿弧面向边缘滑去。

我跨上铁管，伸手去接。鲁克也扑向账簿。他腰间的气压枪撞到梯架，掉在我和他之间。我们几乎同时抓住武器。他缺了一节的左指扣住枪管，我握住气瓶，彼此在湿滑的铜管上争夺。

“华生，当心枪口！”福尔摩斯喊道。

鲁克用膝撞我受伤的左臂。剧痛使我的手一松，枪口已经转向胸前。我来不及拔自己的手枪，只能全身向前撞去。我们一同从管顶跌下。幸而离地只有六英尺，我先落在鲁克身上，气压枪则飞到轨道旁。

他比我更快站起，从靴筒拔出一把短刀。雷斯垂德正要开枪，福尔摩斯却从梯上跃下，用手杖猛击鲁克手腕。短刀落地，我抓住他腰部，探长和警员同时扑上。几秒钟后，吉迪恩·鲁克脸朝砖地，双腕被铁铐扣在背后。

蓝账簿仍停在铜管边缘。福尔摩斯小心拾起，交给雷斯垂德。账簿封面有哈考特爵士姓名缩写，内页记录着鲁克公司向海外工程虚报的每笔款项。古尔兰事件的一页贴着K—12原电文抄件，下面有哈考特和鲁克两人的签字。近十九年的汇款也一笔不少，最后一项正是哈考特要求的五千英镑。

“这不是我的，”鲁克喘息着说，“派克从哈考特那里偷来，想敲诈我。我到红狮院是为了取回公司图纸。”

被押在后面的派克发出一声粗暴的笑。

“还想把一切推给我？是谁写信叫老头锁门？是谁把五百镑装进第一只筒，骗他送回账簿？是谁说撞针必须穿过太阳穴，不能留下弹头？”

“闭嘴！”

“你在学会讲你的桥梁，我替你开泵。你说十点半炉子会响，人人都会看着讲台上的你。现在你却说是我的私人报复？”

雷斯垂德立刻示意警员把他的话记下。派克看见鲁克眼中的杀意，反而说得更快。他交代了重新开通旧线、伪造工程署介绍信、在检修防盗铃时把延时击发器藏进壁炉，以及从红狮院操纵载筒的全部经过。鲁克每次想制止，他便拿出更具体的细节，显然决心用主谋的罪行替自己争取一线宽典。

我们回到泵房。第二只铁箱内不仅有哈考特爵士的来信和原始杀人载筒，还有红狮院至格罗夫纳广场的手绘压力表。图上用红墨标明九点二十五分“收账”，九点五十二分“终止”，十点二十八分“烟道信号”。四号储气罐的出入登记由派克签名，油槽中则放着同现场完全一致的密封膏。另一只小盒内装有尚未使用的钢簧、铜帽和红蜡线，正可同壁炉残片逐一拼合。

“这回陪审团大概不必相信幽灵了，”福尔摩斯对雷斯垂德说。

探长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假如他们还相信，我就把这座泵带进法庭开给他们看。”

莫顿在当天清晨被捕。他承认替鲁克放款给巴兹尔，并指使青年盗取蓝账簿，却坚持自己不知道谋杀计划。后来他因敲诈和共谋盗窃受审。派克则在律师建议下作了完整供词。至于鲁克，他直到被带上囚车也没有再说一句话。

我们离开红狮院时，东方已经泛白。地面的雾比夜里稀薄，街道在苍白晨光中显出湿冷的轮廓。威金斯和两个孩子远远站在面包铺檐下。福尔摩斯向他们举了一下手，孩子们便无声散入早起的人群，仿佛他们从未在伦敦的夜色中存在过。

我的左臂肿得厉害，福尔摩斯的额头和肩膀也都有伤。他却像完全感觉不到，只望着警车消失的方向。

“你在想什么？”我问。

“我在想哈考特那句话：别相信第一个听见的声音，也别相信第一个说出时间的人。他知道鲁克可能使用旧线，也知道鲁克善于制造不在场证明，却仍然相信自己能用一本账簿控制他。”

“贪婪使他判断失常。”

“更确切地说，是长期得逞使他误把别人的忍耐当成自己的力量。鲁克终于被抓，不是因为哈考特比他正直，而是因为两个罪人的恐惧不能永远维持同一种平衡。”

第十四章 贝克街的答案

案件结束三天以后，我同福尔摩斯又坐在贝克街的壁炉旁。我的左臂缠着绷带，他额角贴着一小块白纱布。哈德森太太送上咖啡时，看见已经撤走的黄铜管，神情才略微和缓。窗外细雨敲着玻璃，壁炉火光照在鲁克气压枪留下的一枚钢针上。雷斯垂德把它暂时借给福尔摩斯比较伤痕，次日便要取回作为证物。

“我大体明白案件，”我说，“可是还有若干地方，只看见结果，不曾看清你的推理。先从最初说起吧。肖小姐走进门时，你怎样知道她从格罗夫纳广场来，又有人跟踪？”

“地点由鞋底碎石判断。那种淡红石料夹有白色贝壳碎屑，伦敦当时只有格罗夫纳广场西侧在用；我前一日散步经过，记得施工范围。她裙边没有相应长途泥点，说明乘车。帽檐和左肩有雾珠，右肩却干燥，表示她一路坐在车厢右侧并把帘子掀开。一个人在寒雾中反复开帘，不是欣赏景色，而是查看后方。”

“威格莫尔街的马车呢？”

“她右掌的黄漆还软，威格莫尔街候车处那天恰有一排新漆黄门的出租车。若车把她直接送到贝克街，漆痕应在车夫替她开门时蹭到指背；痕迹却在掌缘，说明她提前下车，亲自匆忙关门，再步行最后一段。被跟踪的人常这样做。”

“你凭什么断定跟踪者已经转回？”

“她进门先看楼梯，再从窗帘缝望街道东端，而不是望我们的门前。真正担心追踪者仍在楼下的人会看门口；她看东端，说明最后一次见他是在东边路口，恐惧已经由眼前危险变成疑问。那人可能发现她绕路，也可能只跟到牛津街。这个判断并非绝对，所以我说出来观察她的反应。她问‘您看见了他’，而不是‘什么人’，便证实跟踪者确实存在。”

“私人秘书和藏在手套里的铜环，我还可以理解。”

“她中指硬茧、食指封蜡、袖口誊写粉和速记本皮套说明职业。右手套接缝被规则圆物顶起，她进屋后始终不肯脱手套，证明物品不愿公开。若是自己的首饰，无须藏；若是普通遗物，她会放在袋中。只有从受警方控制的现场匆忙取走的东西，才会既珍重又不敢承认。至于她替巴兹尔隐瞒，手腕青痕和她叙述九点以前经过时突然避开人名，已足以显示有一个熟人被故意抹掉。”

“这些开场推断对最后破案有什么作用？”

“地点把我们立即带到尚未被彻底清理的现场；铜环指出墙内装置；巴兹尔的存在则提供一条后来可以排除的错误路线。演绎并非每一项都直指凶手。有时它的价值是尽快找全问题，使我们不至于把别人藏起的人误当作不曾存在。”

“那么你何时第一次想到气压管可以运走账簿，而不只是通风？”

“从肖小姐拿出铜环时就有一个模糊的可能。环上有内压造成的斜擦痕，凹槽里是密封机械而非装饰品使用的油膏。格罗夫纳书房又失踪了一本体积恰好能卷入一寸半载筒的账簿。可是那时我还不知道环属于什么，所以只把可能记在心里。到了书房，烟被铜花吸走，环与螺纹完全吻合，可能才变成工作假设。”

“门和窗呢？”

“它们的重要性在于证明没有重要性。锁孔灰尘、钥匙旁纤维和完整窗扣说明无人从那里进出；门外两组撞痕又证明巴兹尔和管家确在外面。既然死者亲自锁门，合理的问题便不是‘凶手如何出去’，而是‘什么东西无需进门也能抵达死者身旁’。声音、气体、光、电流和穿墙机械都可以。创口排除了光与普通气体，屋内没有足以致死的电源，剩下的便是机械作用。”

“你为何立刻怀疑停钟，而不信枪声？”

“因为钟受到了可以看见的撞击，声音却没有人看见来源。钟壳凹痕、地毯痕迹和尸体位置构成三项相互独立的证据；枪声只是五个人重复的一种感觉。人们以为五名证人比一只钟可靠，其实五人若同时受同一声响欺骗，只相当于一个证据。”

“贝尔医生的错误也由此而来。”

“是的。你观察到血膜和角膜变化，证明死者不止死了几分钟。炉火使尸体保持温暖，又替错误时间帮忙。贝尔先听见‘十点二十八分枪响’，再用温度确认它；他的债务使他不肯承认诊察草率，看起来便像故意说谎。倘若没有你的医学判断，我们也许仍会把九点五十二当作一只偶然摔坏的钟。”

我不得不承认，这番称赞使我颇为高兴。

“伤口使你想到可回收的撞针？”

“是你先说凶器沿原路退出。创道笔直、没有铅屑、没有火药灼痕、没有出口，也没有异物。墙口离伤处高度相同，死者袖口又有黄铜月牙痕。若一个人俯身拆护盖，太阳穴恰好正对管心。普通飞弹会留在颅内或房间里，只有同载筒连接的滑动钢针可以刺入后随筒退回。我们在贝克街做实验，是为了检验这个解释能否产生同样的孔洞；若牛骨碎裂方式不同，我就必须放弃它。”

“账簿是怎样送走的？”

“九点一刻，肖小姐最后见到哈考特时，他手里已经有第一只黄铜筒。筒内装着鲁克预付的五百英镑和一张交易指示。哈考特锁门，是怕仆人发现他同旧伙伴进行秘密交换。他从保险匣取出蓝账簿，连同刚写在吸墨纸上的回话装入载筒。红狮院在九点二十五分收到，手绘压力表上的记号后来证实了这一点。”

“他为何肯先交出唯一能勒索鲁克的证据？”

“因为那并非他自以为的唯一证据。他在回话中声称K—12原件仍在手，并威胁把蓝账副本交给菲尔丁和报馆。实际上他没有完整副本，只想使鲁克相信有。五百英镑又已送到，下一筒据称会带来余款和鲁克手里的旧工程信件。一个勒索者若每次都要求对方先付款，交易迟早会停止；哈考特把多年来的服从当作保证，冒了一次险。”

“随后派克送来杀人载筒。”

“先送来一张短笺，说第二筒的卡簧在终点卡住，叫他听见两声轻响后打开护盖。派克故意把压力放低，使载筒在弯道中发出两次撞击。哈考特俯身检查，派克再打开四号储气罐的高压阀。撞针在九点五十二分刺穿太阳穴，载筒随即由反向抽气收回。冲击使压紧环脱落，也把旅行钟撞下桌面。哈考特倒地时右手擦过管口，于是留下油膏、铜屑和月牙形痕迹。”

“十点二十八分的声音来自壁炉。”

“派克上星期以检修防盗铃为名进入书房，把钢簧击发器藏在炉栅深处。红蜡棉线燃烧三十六分钟后释放钢簧，击响空包铜帽。炉火既烧毁大部分装置，又把声音传遍房屋。巴兹尔恰在那时回到门厅，便成了极理想的怀疑对象。众人撞门时，鲁克正在一百多名听众面前演讲，没有任何人会再问他九点二十五分以前在哪里，又是谁能够使用他的旧泵站。”

“他本人是否到过红狮院？”

“当晚到过。他在去学会以前把钱和指示装入第一筒，并确认派克准备妥当。随后他离开，由派克执行杀人。他故意把死亡时间推迟到演讲中段，使自己的不在场证明无懈可击。派克则对工厂谎称在夜间盘点，无人注意一个领班去了哪里。”

“鲁克为什么让莫顿怂恿巴兹尔偷账簿？既然他已有气压管计划。”

“偷窃是风险较小的第一方案。莫顿利用赌债控制巴兹尔；若青年成功，哈考特不会死，鲁克也不必冒险。巴兹尔只偷了两百英镑，没有拿到账簿，于是第二方案开始。借据背面的软蓝铅笔和金属槽纹把莫顿同鲁克办公室联系起来；他在工厂追问八百镑，又使联系成为事实。”

“四种谎言中，哪一种最危险？”

“不是最接近谋杀的那一种，而是最能拖慢我们的一种。巴兹尔隐瞒偷钱和赌房，贝尔隐瞒债务，肖小姐隐瞒圆筒，鲁克隐瞒旧线。前三个人害怕的是羞耻，最后一个害怕的是证据。辨别谎言的关键不只在于证明它是假的，还在于问：说谎者想保护什么？巴兹尔保护名誉，贝尔保护职业，肖小姐保护巴兹尔和自己；鲁克保护一条能够直达凶案现场的机器线路。”

“你什么时候确定派克参与？”

“档案登记显示他伪造公文调阅旧图；管家记录显示他借修铃进入书房；他又没有夜间行踪证人。可是这些仍可能是有人嫁祸。真正使我确信的是工厂里的四号储气罐和红蜡线。派克亲口说出独有油膏比例，机器回流口却夹着与壁炉相同的保险线。后来他袭击肖小姐，衣扣中带着红狮院地下砖拱的硝盐，这才把人、地点和灭口意图连成一线。”

“菲尔丁的底稿呢？”

“它证明K—12不是哈考特虚构的勒索词，也说明鲁克有十九年前的杀人动机。不过它本身不能证明眼前谋杀。旧罪解释新罪，却不能代替新罪的证据。这一点警察和小说家都容易混淆。”

我笑道：“你是在警告我记述此案时不要只顾古尔兰山口的悲剧吗？”

“我是在请求你偶尔把推理写得和冒险一样长。读者喜欢看一个人从屋顶跳下，却不大愿意看另一个人花三小时比较油膏；然而真正把鲁克送进监狱的，是油膏、管径、压力记录和钟表，而不是我们在隧道里摔了几跤。”

“广告又是怎样奏效的？”

“哈考特最后回话中的措辞只有鲁克、派克、肖小姐和我们知道。广告使用‘铜账’、K—12和‘照旧途径’，证明刊登者掌握吸墨纸内容，也知道旧管仍通。鲁克不能确定哈考特是否另有同谋，更不能确定红狮院图样落到谁手。他若逃走，警方会搜查；若静候，证据可能交给报馆。因此他选择再用旧线，既想骗取副本，也准备以第二枚撞针杀死持有人。我们扣住载筒，又派孩子看见他亲自进入红狮院，便迫使他在销毁现场与全部证据相聚。”

“还有检修车，”我说，“你抓在车后时，我以为你非被轮子拖进去不可。它后来为什么恰在道岔脱轨？”

“并非恰好。车尾手摇杆通过棘轮带动车轴。我攀上铁栏以后，先用手杖钩住棘爪，使鲁克继续摇动也不能加速；他回身射击时，我又把活动摇柄从方轴上踢了下来。你后来在隧道中碰见的就是它。车辆仍靠下坡惯性前进，我无法使它立刻停住，只能寻找第二个机会。”

“黑暗中你能看见道岔？”

“看不见，却知道它在那里。旧图标出东线五十码后分成两路：左路通邮政竖井，右路是已封死的回车坑。档案图上道岔采用外置拉杆，拉杆必在步道一侧。车灯被钢针击灭后，我让鞋底贴着路旁滑行，触到第一根横向控制杆，便用手杖把它拉到两股轨道之间。道岔没有完全转向，前轮因此骑上轨尖脱轨。”

“若车翻了呢？”

“那条线的速度靠手摇，棘爪被我卡住后已经不快；翻车的危险小于让鲁克带着账簿抵达竖井。推理有时只能比较两个危险，不能把危险消除。”

“你又怎么断定他会爬竖井，而不沿另一条隧道跑？”

“因为他带着账簿，右侧回车坑被砖封死，左侧邮政井则是图上唯一不经过街面警戒的出口。他比我们更熟悉线路，必然作同样判断。我故意在泵房高声说警方封锁酒馆和排水巷，就是要把他推向那条我已记住的死路。他以为选择了我们遗漏的出口，其实只是替我从三个可能中删去了两个。”

“可邮政井顶并没有警察。”

“所以我必须抓住车尾。设圈套若只计算对方的路线，却不安排一个能在路线末端赶上的人，便只是纸上的胜利。幸好你的手枪柄说服了派克，使雷斯垂德能及时跟来；否则在竖井下，我未必能独自从鲁克手中保住账簿。”

“定罪不会有问题了吧？”

“不会。第二枚撞针载筒由三名证人亲眼接收，筒上编号对应鲁克工厂四号设备；第一枚载筒、蓝账簿、手绘压力表和哈考特来信都在铁箱中；图纸有鲁克批注，油膏配方一致，延时装置零件又可同壁炉残片拼合。最后还有派克的供词和我们听见的争吵。单独一项都可辩解，合在一起便没有缝隙。”

他停了一会儿，用火钳把一块煤推入火心。

“法律会惩罚鲁克杀死哈考特，也会重新调查古尔兰事件。可是法律不能让照片上死去的二十五个人重返家门，更不能把菲尔丁被夺走的十九年完整归还。哈考特保存真相，不是为了正义，而是把死者变成自己的年金；鲁克害怕真相，也不是因为悔恨，只因为它会毁掉他的财富。铜线把他们绑在一起，最后收紧时，两个人都没有资格称自己是受害者。”

在此不妨补记此案后来的一些结局。鲁克于次年春季被判有罪；他的律师竭力主张实际开启高压阀的是派克，但哈考特的信件、鲁克亲笔标注的压力表，以及他在红狮院亲自指挥发射第二枚撞针的事实，使这种辩护毫无用处。派克因作证揭发主谋而免于最重刑罚，却仍因谋杀共犯和袭击肖小姐被判长期服苦役。陆军部重新审查K—12事件，正式撤销了菲尔丁军士当年的处分，并补发拖欠的津贴。老人收到公文时只把它放在那张合影下面，对我说纸来得太迟，但至少照片上没有回来的人不再背负“因一个报务员失误而死”的污名。

巴兹尔归还了两百英镑，变卖赛马和俱乐部权益清偿其余债务。他没有立刻变成一个谨慎的人，不过肖小姐告诉我，他至少第一次明白家族名誉不是可以拿到赌桌上抵押的财产。哈考特遗嘱留给肖小姐一笔不大的年金；她接受了，因为那是三年正当工作的报酬，却拒绝替遗产管理人销毁任何旧文件。正是这些文件使古尔兰死者的家属后来获得了补偿。

“那么你对哈考特没有同情？”

“我同情所有在恐惧中死去的人，却不因此替他们过去的行为改名。怜悯若必须依靠谎言，就和鲁克的气压表一样，只会显示操纵者希望我们看见的数字。”

红狮院的泵机后来由市政工程署拆除，格罗夫纳支线也在警察监督下分段灌满水泥。工程人员打开其余废管时，又找出几只锈蚀载筒和一些无人认领的旧公文，却没有第二桩命案。福尔摩斯听说后只道，一条管子本身既不善也不恶，危险永远在决定把什么送进管子的人。

他拿起搁在椅边的小提琴，调了调弦。片刻之后，一支低沉而庄严的旋律在房间里响起。窗外的雨渐渐停了，雾却仍伏在伦敦屋顶之间。我望着壁炉台上那枚冰冷的钢针，想到格罗夫纳广场那间真正锁闭的房间，也想到地底无数沉默的铜管。城市在我们脚下继续呼吸，把秘密从一个黑暗的角落送往另一个角落；而在那一夜，至少有一条铜蛇终于被拖到了光明之中。